199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发现，自196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是导致西方各国“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本性原因。19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也指出，经济全球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政策模式在过去十年中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口号下，政府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了“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方向。首先，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教育、住房、以及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中都逐渐放弃了过去的“国家福利模式”，而代之以一种社会化的“混合福利模式”，并将过去国有部门中的普遍性福利模式转化为目前的选择性福利模式。　　同时，政府没有及时对非国有企业在劳动者的雇佣、工资、福利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企业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很大的国家，我国要想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商品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尽可能地控制劳动力价格。其结果是，1990年代以来在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改革导致其再分配和平等化的作用减弱。在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上，已不再强调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其基本目标，而将其降低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和其它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再分配和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难以发挥出来，使它在缓解不平等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方面的收效甚少。

　　上述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地与跨国公司操纵国际投资的情况相关联。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约束税率，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各地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而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多地用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而不得不约束在社会事业方面开支，其结果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相对降低。

　　从全世界范围看，过去20多年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跨国公司大发展的时期，同时还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迅速蔓延的时期。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是具有很强平等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但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政府、学者和民众都比以往更多地接受了效率优先、市场机制、自由竞争等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并且比以往更加容忍不平等的扩大。在这一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所起的推动作用。首先，跨国公司以其卓越的商业成就显示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价值，当人们接受了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商业运作方式时，也就受到了蕴涵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次，跨国公司在其人员本地化的战略中，以其庞大的人员培训计划和企业文化为我国培育了一代商业精英。当他们的事业成功以及由此而带来高收入和“高雅”的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的时候，凝聚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价值也自然就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更多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克服官僚主义、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和提高经济运行活力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流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忽略社会公平、平等、集体主义和社会关照等社会价值，并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价值进行综合，以促进和保持可持续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②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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