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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力量也要“和平崛起” 7 上页：第 1 页 转向道德 所以，是该改变的时候了。不过，突变是不现实的，因而，人们提出了道德上或者制度上、乃至二者结合的解决方案。比如，新修订的宪法在规定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之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这对公司和个人都是平等的，比如，如果公司因为欺诈损害了公民财产，应该承担的可能不再是民事责任，而有可能是刑事责任。 不过，相比较之下，道德方案的出笼更为快捷，历史也更为悠久。几千年前的中国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许是鼻祖，但真正引起普遍关注的应该不会超过500年历史，而风向开始往道德一边倒的，大约开端于1950年代的美国。从那时候起，社会舆论总会引导企业去做“多赢”的事情，即最广泛地兼顾各个利益相关群体。有趣的是，舆论本身的立场也在发生改变：它们的引导已经从简单的伦理要求（从公司自身、股东以外的利益群体的角度直接说教企业该如何如何承担起社会责任，通常的句式是“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导致某种恶果”），发展到了“关怀”式的伦理诱导——从为公司自身利益着想的角度教导公司讲道德（通常的句式是“如果讲道德，就能得到某种好处起码，也可以避免某种损失”）。曾经研究商业道德长达20年的哈佛商学院约翰Ｇ．麦克林讲座教授林恩·夏普·佩因就以新书《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表明了她的改变。她在力主用全新的标准（这一标准整合了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考量公司绩效的同时，告诉那些经理人，强调商业道德、做“诚信公司”是有回报的：首先，“诚信公司”可以得到多方位的成本优势，这些成本包括监管成本、契约成本、政治与管理成本以及税务执行费用等；其次，“诚信公司”的伦理责任促成了员工更大的忠诚和创造力；“诚信公司”的商誉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有时甚至是“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来兑现，印度著名的金融机构ＨＤＦＣ的管理者就把该公司55％的业务归功于口耳相传。可见这种回报并非仅仅隐喻意义上的它可以兑现为现金。 所以，20世纪后期起，一个新的热潮——“转向道德”（ｖａｌｕｅ ｓｈｉｆｔ）——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致力于把高尚的伦理标准与杰出的财务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推动公司成长。 但问题在于，道德并不永远是对的。或者说，道德并不是静止的东西，它因参照物的不同而不断变换身形、喜怒无常。比如，同时坚持低价原则和入乡随俗原则的沃尔玛，在中国采购时，遭遇了某家中国工厂劳工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当它在其他低成本国家寻找替代方案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对于沃尔玛来讲，究竟是采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做判断对错的标准，还是简单谋求以最优价格购买最好的产品而不去考虑其制造者与生产过程？单纯从美国或者沃尔玛的单边立场来看，下决断时容易的；而如果要兼顾二者的立场，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缺乏从劳工的角度看问题的勇气。关心劳工的权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情况下你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权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和文化，它们也有判断道德和非道德的不同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用美国的道德标准衡量可能会剥夺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优势。这个道理可以延伸到个体中：不同的劳工可能有不同的道德需求。对于劳工来说如果他的目的在于只要有工作辛苦一点也没关系那么用美国的道德标准要求会使他失去工作这种固执坚持本国道德的行为将可能被他视为傲慢自负的表现。所以，必须根据道德的不同层次、不同主体及其排列组合作出决断。 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究竟该怎么办？如何在经济利益和商业道德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尽量使商业决策建立在经济和道德都能够经受住考验的基础上？这是商业力量在迈向道德的时候遇到的尖锐问题，并可能会成为今后商业社会的热门话题乃至永恒话题。还好，转变发生了，这是个好开端。 第 1 2 页 本文由 授权转载，版权属于原出版人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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