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浙江的外向型经济非常典型。　

　　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还未正式启动时，遍布世界的浙江老乡就为浙江企业开启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桐庐县的大部分骨干企业就已经是 “ 出口导向型 ” 企业了，外贸交货值占到了县 GDP 总量的近 50% 。　

　　近年来，浙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得更是如火如荼，从为海外制造企业做零部件配套到为世界品牌、跨国连锁零售巨头做成品贴牌再到出口自有品牌；从借助外力搭车国际营销网络到自建零售终端；从小蚂蚁工厂到地区龙头企业再到行业老大，浙江各类形态、各种发展阶段的企业均参与了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　

　　就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由于大量贴牌代工及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等现象的存在，对浙江企业 “ 洋打工 ” 的指责声开始不绝于耳。　

　　中国企业 “ 走出去 ” 的潮流及步伐不可阻挡，但用 “ 什么 ” 走出去， “ 怎样 ” 走出去，通过走出去要 “ 得到什么 ” ，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大量中小企业来讲，如何在越来越迅猛的全球化浪潮中保持竞争力，进而实施自己的国际化战略，更是事关企业存亡的大问题。　

　　解构浙江企业 “ 走出去 ” ，可以为此找到一些答案。　

　　虽然“洋打工”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讲，为洋人打工”的确是他们进入整个国际分工链条的第一步。　

　　1. “洋打工”，从价值链最低端切入

　　——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第一步　

　　走出去 ”包含了两个主体：产品和企业。一般意义上说，产品的走出去就是指国际贸易，企业的走出去是指以一定的资本投入、以一定的形式进行海外经营。

　　通常，国际贸易不能算作是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将国际贸易当成是国际化的前一个阶段，尤其对中国广大中小企业来讲，国际化道路主要是以国际贸易的形式先参与国际分工，然后再对外投资扩张。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宁认为，国际贸易是一个普遍要经过的过程，通过国际贸易，了解国际市场、了解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然后才能逐渐过度到对外直接的经营、投资。台湾的企业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发展路径。

　　对于浙江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讲，现阶段绝大部分依旧以产品定单出口这种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对国际市场的主动参与性不强，而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价值、低档次、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处于整个价值链的最末端，所谓的“洋打工”就是指从事定单出口的这些企业，无论企业规模的大小。

　　不可否认，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讲，“为洋人打工”的确是他们进入整个国际分工链条的第一步。

　　“浙江制造”雄霸世界价值链最低端　

　　如何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等质量的产品，或者以同样的成本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这两方面决定了产品的竞争力。现在的“浙江制造”解决了“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等质量的产品”这个问题。

　　“2003年，浙江经济增长12%。但国内市场需求并不旺，我们靠的是WTO。浙江的外贸增长很快，很多企业外贸定单都做不完。”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马绍成说。

　　浙江省的外贸情况一向喜人。从1999年开始，浙江民营企业的出口一直保持30%~40%的增长速度；2000年，浙江全省出口比重达30%以上的企业有10276家，出口产品产值占区块经济总产值10%以上的区块有161个，在嘉兴，2000年出口比重30%以上的企业有6260家，占全省的61%。

　　在浙江很多地区，我们的记者随便走了走，便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这里真是藏龙卧虎，有着如此多的隐形冠军。从以下不完全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制造”在世界市场中的威力：

　　海宁毛皮购销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羽绒生产出口国，占世界羽绒贸易量的80%，而萧山羽绒出口量又占全国羽绒出口总量的40%以上；温州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金属打火机占国际市场的70%以上；嵊州年产领带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永康的气筒占世界气筒产量的60％；诸暨的淡水珍珠占全球总产量的30％……袜子、拉链、牙签、钮扣、气筒、打火机、文具，只要是在生活中你所能用到的、你所能想到的再小、再不起眼的东西，浙江制造”都能把它造得很有声势、很有规模。在这些庞大的数字之后，除了像光裕这些已成一定规模的企业之外，是遍布在浙江省各个地区、各个乡镇、各条街道、各座民宅中的“蚂蚁工厂”。这些“蚂蚁工厂”通过制造一些跨国公司所不愿做的东西，靠明显的低价优势，分到了国际市场的一杯羹，虽然是国际分工整个价值链的最末端。

　　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竞争力主要还是靠“穷、土、后”等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大部分还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指的是一国商品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最终可以理解为“成本”的概念，即如何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等质量的产品，或者以同样的成本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现在的“浙江制造”解决了“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等质量的产品”这个问题。

　　危机 ：没有原创技术　

　　十年后中国会面临日本困局　

　　目前，我国出口额占世界的 3.8% ，远远高于印度的 0.8% ，但我国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不仅在高附加值业务方面与印度相比处于落伍地位，在劳动生产率——这个衡量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首要指标上，也不容乐观。 1980~1994 年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出印度 853 美元 / 人，而 1995~1999 年我国却低于印度 233 美元 / 人。　

　　具体到“浙商制造”来讲，浙江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这六大传统行业，维持低成本的方式主要是靠降低劳动力成本、延长工作时间等，即使在这些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产品创新和升级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更不要说高新技术产业的提升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宁认为，现在浙江中小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技术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的研发，产品的后续能力明显不足。　

　　如果没有在原创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十年后可能面临日本眼下的困局，高科技不如美国，生产成本不如东南亚国家。中国还不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而只是个装备中心，由于在研发、标准、质量、规模等方面的落后，中国的这种大量进口原材料加工后低价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搬运经济”，不仅严重依赖欧美国家的技术和市场，而且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源消耗的大国，导致世界范围内钢铁、木材等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升和世界范围内资金流向的变化。　

　　在目前这个阶段，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交流，提高劳动力的价值，是一条务实的道路。　

　　声音：浙江的非正规经济在全球化前的碰壁　

　　现在许多“浙江制造”都遭到了反倾销，那么，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是倾销呢？　

　　首先，必须证明你获得的每一种原料和付出的成本都是合理的，其次，必须证明我的产品是在一个合理的资源条件下用平均的价值在同样的市场上用同样的方式出售。　

　　拿钮扣的制造来说，我们来看浙江人怎么采购原料呢？他们找到的原料都是那种垃圾塑料，肯定没有发票并且都特别便宜；然后再运到那边，用的工人也特便宜，肯定也没有工会；到市场上卖出去，卖给的是一些小商贩，发票呢？一般也没有。　

　　所以他的主要问题在这里，给人的感觉就是非正规化产品。　

　　一些正规的大企业，像沃尔玛的采购就会对企业有很多要求。还拿钮扣为例，对做钮扣的塑料，在沃尔玛中有环保的标准。如果你不能说明你的原料是哪来的，是在哪产的，是否经过严格质量控制和检验的，就不能进入到它的供货系统。　

　　当用非正规的手法在非主流、非正规的市场上运作一个低档产品的时候，是可以行得通的。但现在又想做正规供应商，做大企业的正规供应商，这时当然就会出问题了，做大生意就要大成本。现在，如果你还按照原来的运作模式，一不小心就会被罚破产了，一不小心你的订单就没了。看起来你是世界第几大生产商，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危机：最可怕的是失去开拓和创新能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祥荣　

　　从 1999 年开始，浙江民营企业的出口一直保持 30%~40% 的增长速度，但要看到这个出口形势背后的问题。　

　　当我们对未来无法看得太清、太远的话，就让我们回过头看一看历史。　

　　桐庐县，在浙江省最早实行了出口贸易带动战略。外贸成交额占县 GDP50% 以上，所有的骨干企业都是做外贸订单的，但他们的利润空间都很小，只有 5%~6% 。　

　　为什么这个县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慢慢在浙江省变成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呢？县领导请我考察去找原因，我找到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太偏重做外贸：一个是市场隔离的问题，没有创新；一个是由于利润太低，使得资本积累的过程被拉长了。　

　　这些产品出口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贸易中介和工厂的直接订单。这些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出现了市场隔离，被贸易中介和加工委托方隔开了。市场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生产企业是无法做出直接反应的，贸易中介将这些信息加工后再传达给你，加工委托方干脆就是甩给你一张图纸。现在很多浙江企业有稳定的外贸加工订单，但比较可怕的是这种订单做习惯了，以后就没有市场开拓能力了，创新能力也退化了，企业就变成了计划经济下的车间主任。而一旦订单消失后，工厂也很快会消失。　

　　在 80 年代中期，浙江的其他民营经济针对国内三北市场搞起来时，都有 30%~40% 的利润。当我问这些做外贸的企业，国内市场利润这么高，为什么不做国内市场时？他们说自己已跟不上国内市场的变化，国内市场变化太快了。　

　　这些企业已经变成了车间意义的企业，不是企业家的企业。　

　　产品的外包装、技术、品牌、网络等都是别人的，企业都是包销出口，这就是定了一个“完全”的合同，面对了一个没有一点风险的市场。做一个没有一点风险的买卖，相当于你就不是一个企业家。因为，企业家的利润就是来自风险，来自创新。这是一个世界车间，不是世界工厂。　

贴牌与自创品牌的辨证法　

　　贴牌的目的，除了赚取利润外，主要为了充分利用和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质量管理经验；只有坚持打自己的牌子，才能在世界各国打下良好的品牌基础，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赢得主动。　

　　广博集团是宁波文具行业的一家典型的外向型企业，一直都是替国际公司做 OEM 。 1996 年，广博的王老板去德国参观一个文具博览会的时候，发现自己生产的相册贴上别的品牌之后，其价格翻了三倍还多，王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回国之后，马上注册了广博商标，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　

　　如何从单纯地替别人加工制造到拥有自己的品牌，这是浙江外贸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困惑。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邢以群教授认为，自创品牌的投入和风险是很大的，对浙江企业能力的扩张是一个挑战，打工只要制造能力高就可以了，而自创品牌不仅要设计好，还要有市场能力。环球资源总裁 Merle　Hinrichs 先生说： “ 今天，在中国很多人都热衷于探讨品牌的问题，但其实品牌的投资和成本都非常高，包括广告、消费者关系、知识产权等，大家都想成为品牌，但我们可以说失败的例子要远远超出成功的例子。 ”

　　贴牌还是自创品牌，温州打火机产业的企业家代表周大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他的辨证法。贴牌生产，为他人做嫁衣裳，是虎牌打火机成长壮大的谋略之一。贴牌的目的，除了赚取利润外，主要为了充分利用和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质量管理经验，从而实现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加快技术嫁接和技术创新，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而维护自有品牌是虎牌打火机成长壮大的谋略之一。周大虎认识到，只有坚持打自己的牌子，才能使 “ 虎牌 ” 在世界各国打下良好的品牌基础，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赢得主动。　

　　于是，大虎打火机厂要求，必须在每只定牌生产的产品上打上 “ 中国制造 ” 。同时，他规定，国外客户定牌生产的产量不得超过企业总产量的 30% ，从而保证大部分产品是以自己的 “ 虎牌 ” 商标销往世界各地。而这是经受住了很大利益诱惑的，一来，大量定牌定单涌入，二来，在品牌初创期，销售 “ 大虎 ” 牌并没有进行定牌生产赚的钱多。　

　　温州的打火机曾因质量好、成本低让日本 70 ％的打火机厂家关了门，但日本人关门之后，他们并没闲着，转身成了专门为世界各地经销商提供打火机的进出口商，而且又找到了温州这个低成本的加工生产基地， 1 美元的打火机贴上他们自己的牌子价格就翻了十倍甚至百倍，轻轻松松就赚了大头。从中可以发现温州产品的弱点，没有品牌效应，没有真正的产品设计和销售渠道。由此可见，温州产品引以为豪的低成本优势的生命力其实并没人们印象中的牢固。　

　　周大虎假设了一下：如果当初 100% 的为日本定牌生产，品牌还在日本人手上， “ 大虎 ” 公司的主动权就是别人的。打火机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别人想什么时候停牌就什么时候停牌，我们只能被别人任意宰割。现在，是我想什么时候停牌就什么时候停牌，这要看我怎么想。

　　浙江制造要想在国际价值链上占有更高的位置，获取更丰厚的利润，除了在海外市场拥有自己的品牌，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拥有自主性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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