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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公司：表面的胜利 7 上页：第 1 页 战略断裂：从制造至上到市值至上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式企业模式的盛行，彻底打乱了中国企业原有的成长步伐，从而走到了今天不无尴尬的境地 任何一部成长史从来都是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摇摆前行的。回顾二十年，一个并不太为人注意到的事实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式企业模式的盛行，彻底打乱了中国企业原有的成长步伐，从而走到了今天不无尴尬的境地。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在庞大而近乎饥饿的内需市场的引导下，中国企业的成长路径几乎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很相似，是一种“生产至上”的模型，对商品制造的热衷形成一种主流的商业文化，企业靠制造和贩售产品来获取相应的利润，并以此为天平来衡量各自的公司和品牌价值。1990年代中期，当联想、海尔已蔚然成一派气候之际，振兴民族工业的希望熊熊燃起，进军世界500强成为所有公司的梦想。也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政府全力扶持和产业、财经政策倾斜的方式把一些知名公司做大的思路曾经十分活跃，当时的争论仅仅是在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中做一个选择。 或许是命运使然，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爆发，让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最终放弃了日韩式的公司成长模式，以银行为依托的财阀型巨型公司在中国没有出现。这很难说是幸事或不幸，但它至少在客观上关闭了中国公司迅速壮大的一条路径。与此同时，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成长动力的道路也并不畅通。由于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和政策性——量大面广而素质低下的国有老牌公司成为了上市公司的主力真正有投资价值的公司要么被排斥在资本市场以外要么在庄家横行的市场上被极度扭曲。根据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的研究2000年中国股市的股票年换手率达到416％平均持股时间仅为3个月左右而同期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86％平均持股时间1．2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为30．2％平均持股时间达3年。资本市场投机色彩的浓重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使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极度萎缩，基本上丧失了实业型公司借此壮大的可能性。 与此相关联的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主导力的全面增强，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文化渐渐开始流行，在这种公司文化中，股票化和金融化是公司价值的最重要的体现方式，股东的利益远远高于消费者乃至员工的利益，公司被认为是通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殖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股票和股票指数成为比规模——甚至利润更为重要的公司价值标准，其最有典型性的公司案例是，以低票价和服务创新为战略特色的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历来饱受华尔街青睐，尽管它的销售收入在全美航空公司中只占第四位，可是其市值却比所有同行加起来的总和还要高。 很显然，这种基于股票市场的公司价值模式与“制造至上”的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性，然而，其尤具戏剧性的是，上世纪末期网络热潮的冲天卷来，更是让这种公司文化“升华”到了顶点。张朝阳、王志东们的一夜成名，丁磊、陈天桥的轻易暴富，让那些埋头耕耘二十年的实业家们惶然而汗颜，正是在这种巨大而真实的焦虑和迟疑中，原有的公司成长路径和价值标准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公司开始从“制造至上”的“亚洲成长模式”向“市值至上”的“美国成长模式”急转弯，直到今天，在很多公司的成长轨迹上，仍然能够看到这次急转弯所遗留下的粗裂车痕。 今天我们还无法清晰地评估这次“急转弯”对中国商业史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有两个事实却已经彰显无遗：第一，模式的急转弯已经造成了很多以实业为基础的中国公司的成长紊乱；第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出现全亚洲地区最具美国特色的公司群。 如果说，有哪一家中国知名公司最少受到这次急转弯影响的话，可能就要说到万科。直到今天，王石还认为1994年是他二十年创业史上最为关键的年份，那年，他痛下决心把旗下所有非房产的项目一一割让。 企业家特质：不乏实干，缺乏远见 “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是历史上最独特和最具创造力的一代。这有时候是事实，但更多的时候是错觉。也许没有一个标准的画像可以为二十年创业的企业家们所通用，但是，以下的职业特质描述应该是共同的：他们吃苦耐劳，熟悉中国市场，善于捕抓机遇又精于跟进，勇于冒险又步履谨慎，富有民族责任感又是功利主义的追逐者。 他们是焦虑的一代，不乏实干，缺乏远见。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渴望成长的急切心态左右了企业的战略设计，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虑弥漫在企业家群体中。日本的战略学家大前研一曾经坦率地批判说：“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 确实，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最希望跳跃过去的就是时间。他们希望缩短企业成长的时间，缩短品牌培育的周期，缩短技术开发、产业进步、员工成熟的阶段，凡是能够缩短时间的路径便是他们所拼力追逐的。 但是，在企业成长历程中，有很多关键性能力是很难被取巧简化或快速得到的。我曾经长时期地观察中国服装业的发展历程。目前全球最大的西装工厂在中国，衬衫工厂在中国，领带工厂在中国，皮鞋、袜子、运动鞋工厂都在中国，但是我们至今却没有看到哪怕一个有可能成长为国际品牌的中国名牌。从同一条生产线上流下来的西装，一件能卖3000元，而另一件则卖不到这个价格的十分之一。 数年前，成长历史已经超过二十年的温州服装企业曾经踏上集体创牌的道路，他们花巨资请明星为品牌代言，几乎请遍了香港所有的一线巨星，可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企业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为客户做定单加工和从事底价职业装产销。这些服装企业遭遇到了进退维艰的成长瓶颈：向上游的品牌化经营拓展，缺乏长期培育的商业文化元素，在品牌打造、时尚引导、款式设计和概念推新等方面全面弱势，而在下游的专业化制造方面，面料开发、印染和后整理技术乃至织造设备上，则与国际专业工厂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 站在危机的肩上，让我们看到希望 高速成长——这是对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和中国公司最生动而贴切的描写。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接下来的工作是，如果让奇迹继续，并变得更加的有力。二十年前，当柳传志带着11个人和20万元资金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一间收发室里开始创业的时候，苹果公司的乔伊斯已经发布了世界上第一台采用图形用户界面的个人电脑，庞大的ＡＴ＆Ｔ公司已经被美国联邦法院勒令分拆格鲁夫已经上任去拯救爆发了“存储芯片危机”的英特尔公司。即便在十年之前，还没有人敢于将联想与苹果、英特尔相提并论，可是在今天，如果你不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不能完整地看清楚未来的商业格局。这对于联想来说，是创业的荣耀，也是巨大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世界上其实还有成长得比我们更快的二十年创业公司，在美国有思科和戴尔，前者因发明路由器而睨视天下，后者则靠一个史上未见的网上贩售模式而成为全世界最会卖电脑的公司，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今商业的两种成长路径：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或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在亚洲，则有施振荣的台湾宏基，它和韩国三星、日产汽车是近年来亚洲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公司。 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说，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民间并没有诞生真正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巨型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单一企业的规模和成长速度远远无法与快速成长的被视为奇迹的中国经济相匹配；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也没有产生哪怕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品牌也没有产生哪怕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家；在过去二十年里由于所有权的半人格化、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以及成长理念的紊乱等原因造成了一系列的病态病态的企业病态的市场病态的企业家，企业圈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急急忙忙的活报剧急刹车急转弯急靠停急换人急翻车…… 面向未来，中国公司的优势仍然是明显的，宏观经济的持续成长，政策及资源获取的相对便利，劳动力成本低廉、资源丰富和内需市场的广袤，至少还可以让我们有若干年的斡旋和腾挪空间。可是我们的劣势也是明显的，粗放式的扩张模式与摇摆不定的成长理念，核心技术能力的空心，战略远见与职业企业家的或缺，对环境的无度破坏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报复，社会公众道德氛围的淡薄，商业文化培育的漠视等等。 我们幸运地成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这并不保证我们一定能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企业。甚至，并不能保证我们中间一定——哪怕有一个可以成长为伟大的企业。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4-07-12第168期 第 1 2 页 本文由 授权转载，版权属于原出版人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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