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就产生恐怖主义

　　企业家在市场的商战中要寻找与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平衡点，从而获得双赢、多赢；同样的道理，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也需要他们发挥这种寻找每一个平衡点的智慧。黄家齐在采访中提到，“不平衡就容易产生矛盾，而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恐怖主义产生！”

　　“譬如美国，他有TMD、也又TND，但最终世贸大厦还是被炸了，对拉登来说，从资金上、军队数量上都无法和美国比较，这时候怎么办？就只好偷袭，只好同归于尽。企业家与他周边的穷人打交道也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就是针对富人的恐怖主义的产生。所以，要善于对待弱势群体。佛家讲平常心，道家讲无为，说的就是在一定情况下的“善”，如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葛君明或者他的下属与这位张春明说句温和的话、或者是倒杯暖暖的茶水，再好一点到附近吃个便饭……，也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谈到葛君明兼任的政协副主席的身份，黄家齐谈到了这样一种现象，重庆也有一个企业家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在之前，这个企业家也很和善的，看待奥妮以及其他企业也很平和，但现在再评论我们这些企业，就无形中多了一些说不清楚的强调。这就是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从企业家位置来说，相比政府是弱势的，而当他们一旦坐到了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当地的公、检、法等权利部门都是他打一个招呼就可以办很多事的时候，心态往往就会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无形中就为他平和的解决问题带来阻碍，于是，矛盾也就有可能在这种阻碍中激化。

　　在某种程度上，张春明的绝望就是这种社会背景所带来的：就是一些地方的富豪利益受到了过分保护，而其利益的相对方却受到了不当轻视。“要学会与民让利，而不是争利。儒家有一句话‘以和为贵’，这句孔子的话之所以传了两千多年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讲求‘战’的氛围里，企业家们还是要学会一些非商业氛围的设置，把鲜花、掌声、红地毯、高脚杯多向周围的人转移一些，也许，机会就在这种平和中获得。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社会，今天首要强调的应该是对劳动的尊重，而不是金钱的崇拜！”

　　仇富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物

　　可以说，富豪频死于“仇富”迷雾的背后，是经济纠纷矛盾的极端激化，市场经济正以一些“极端事件”，呼唤有效、健全的纠纷调解机制。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公司策划总监、营销传播学博士刘国基先生由于出生于台湾，并经常穿梭于海内外之间，对贫富差距问题则赋予了一个世界的广角。话题首先从仇富谈起，刘国基表示，在这两天，长沙最沸沸扬扬的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富豪太太的“奔驰车事件”，巧合的是她在去年也发生过“宝马事件”。这位富豪由于比较老实，在两次事件中都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但在舆论上却大多倾向于对这个事件的批评。这可以说是民间对富裕阶层的一种不问情由的仇视。

　　谈到四川乐山的爆炸案件，以及网络上普遍的对富豪们的批判声音，刘国基说，仇富心态在中国事实上古已有之，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八个字就把企业家推倒了社会道德的对立面。而统治者也愿意依此言论来治理商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论》更是把商人的“无商不奸”大肆渲染。直到2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才正式的给予了商人正式的地位。而2000多年的“奸商”文化则需要时间慢慢稀释。事实上，对商人的仇视也不是仅仅只有中国，在基督教里的《旧约》里就强调：富人死后要登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而发展到今天的《新教》则表示，财富是劳动的结晶！这个过程固然需要时间，更是与每一个时间段富豪们坚持不懈的回馈社会有密切关联。

　　刘国基特别提到，即使是在美国，根据他们的司法部门统计，富人与穷人打官司，穷人败诉的往往占绝大多数，而在台湾企业一旦发生劳资纠纷，资方赢的机会也是明显的高于劳方。但在这些地区，双方由于拥有一个民间机构、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式协助解决，矛盾激化的程度往往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仇富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物，有钱也不代表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与快乐程度。在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富豪的别墅周围就是横七竖八的穷人蜗居与饿殍，这些富人难道是快乐的吗？这种矛盾一旦激化，明天活着的还是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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