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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温州商人的背影 7 上页：第 1 页 温州很多商界人士都认为，温州名气最大的企业家不是南存辉，而是王均瑶——尽管南存辉是温州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这或许是因为王均瑶的光荣与梦想与已经浮现的社会价值形态相吻合。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光荣与梦想往往是不确定的片段时光，紧随其后的往往是混乱与迷惘。 在十几年之前，温州名气最大、热情最高的企业家是王均瑶的苍南老乡叶文贵。 1979年，叶文贵从北大荒回到金乡镇，7年之间，叶文贵一连创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膜厂、仪器厂、包装材料厂等5个工厂，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据说，社会学家费孝通第一次到温州考察，在叶文贵的厂里转了好几圈，连连称道：“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7年有一个“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评选，温州惟一的当选者是叶文贵，并被誉为“模式婴儿”。就在这个时期，叶文贵作出了远比王均瑶更为浪漫的决策：在金乡点燃中国农民的电动轿车梦。然而不久，叶文贵就耗尽千万元的家产，没落下去。我们无法找到他。据镇上的人说，他现在就在金乡，深居简出。 “没文化”但有想象力的叶文贵，他的消失比“八大王”彻底。但也有比叶文贵更为彻底的消失：2003年2月12日，身价上亿的温州富豪周祖豹，在自己的老家乐清市蒲歧镇北门村边被刺14刀身亡，时年50岁。 周祖豹1993年来到北京大红门“浙江村”，创建了华北地区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场。他所在的北京“浙江村”，历经动荡，生生不息，一直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另一个生存样本。 杀害周祖豹的凶手及幕后主使共有6人，有4个是乐清人。其中王伟坚、屠金安皆为温州知名富商，与被害人周祖豹原本惺惺相惜。与很多商人一样，他们基本都是开皮鞋店或租赁柜台倒卖服装起家，创业艰辛。 1998年3月，屠金安邀请王伟坚出资，和周祖豹一起共同筹办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辅料综合市场后来改成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王伟坚和屠金安共投资160万元，加上屠金安前期投资30万元，共190万元。但是对于市场的控制权，据说周祖豹不愿任何人插手，于是关系逐渐闹僵。 后来，王伟坚与屠金安将他们两人在周祖豹市场的股份转让给杨金富，让杨金富以股东的名义同周祖豹谈判，如果钱要回来，杨金富可以拿走其中的一部分。双方协定，一切后果由杨金富承担。 杨金富多次讨要空手而归。1999年4月，杨带人来到周祖豹的市场，双方冲突，杨逃脱，但他带来的两个人被周祖豹的人抓住，一个被打瞎，一个被挑断脚筋。半年多之后，杨金富再次带人冲进市场。这一次冲突，导致了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死亡，而杨金富一跑了之。 周祖豹不断催促警方抓捕畏罪潜逃的杨金富并查明幕后主使。2002年11月，潜逃两年的杨金富打电话给屠金安，提议抢先下手，由屠金安和王伟坚出钱，他来找人把周祖豹做掉。 3个月之后，血案发生。案发不久，凶手及幕后主使便被警方先后抓获。王伟坚被抓时，还在乐清的新世纪大酒店谈生意，当时他的资产大约是两个亿。 身为乐清人的环宇集团总裁王拓宇却说，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营造透明的竞争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如何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温州商人群体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模式就不可避免，温州商人也就难以适应传统商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就会承担更多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 与“八大王”不同，与叶文贵不同，与周祖豹和王伟坚更不同，王均瑶是一个并非商学院出身却努力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的典范，他对世界充满了经验性的认识，却比大多数人更为理想主义。然而，就在中国民营经济从初级模式向高级模式过渡的关键时期，理想主义者英年早逝。 王均瑶去世之后，一些医学专家发表言论指出，民营企业家健康状况形势严峻，精神压力过大是其根本原因——不少人都有潜藏的恐惧失败的心理，加之生活没有规律，睡眠得不到保证，最终导致免疫力下降。 据说王均瑶拥有15项社会头衔，应酬频繁。在人们眼中，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人一生所能拥有的任何东西。他的行事决策看上去有些浪漫色彩和英雄主义。也许时代需要这样的商业英雄，一个神话由此而产生，英雄也就在神话中生活。一个凡人进入神话生活，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认为，这一代企业家白手起家，许多事情从头做起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由于环境不够规范，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风险之后，对他们的猜疑、非难依然很多，有些人甚至按照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衡量他们，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特别辛苦。除非他们也像“八大王”那样回到市井，安于小康，否则必须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会需要他们出来做一个榜样，而为了让自己的企业少受行政干预，为了防止方方面面的“剥皮”，他们也需要谋求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身份。 王均瑶曾经被称为当代最开放的民营企业家，而在很多旁观者的眼中，温州也应该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但温州本地和浙江省内的一些人并不这样看。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说，在温州，政府官员往往介入具体交易方式，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造成了产权保护上的不公平，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并导致了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史晋川先生所说的这张“不可触摸的网”，绝非温州所独有。王均瑶从温州来到上海，面对的往往是同一张网。所以，当一个强势人物消逝，当一个民营企业面临权力传递，我们与其怀疑他们的家族治理结构，不如检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只有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才能为民营企业家减压，才能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大的空间。否则，这一代人将注定成为历史的附庸者。他们像一群登陆的士兵，忍受着种种困惑与焦虑，步履沉重。 从这个角度说，王均瑶的英年早逝也为我们发出了体制预警。 第 1 2 页 本文由 授权转载，版权属于原出版人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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