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补丁式”管理不利于医疗行业健康发展

　　医疗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包括了资源来源、不同资源任务定位以及资源运作的公共平台三个方面。国家大力引入民营资本也就是拓宽医疗资源的一种手法，但民营医疗资源进入后如何定位和管理没能得到良好的解决。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管理、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国有卫生资源总量过小，内部结构严重失调，民营资本的介入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起到了良好的补缺和调节作用。但是政府担心医疗质量、社会责任心和暴利企图等问题，处处留有戒心，一直将其排斥在公共医疗体系之外，这也难免民营医院日益心寒了。

　　在没有明确“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情况下，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管理更像是“打补丁”，哪里出了“不协调”的声音，就在哪里来一下。医疗主管部门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订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政府负责“满足基础医疗需求”，市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在一个共同的舞台上，各司其职；而不是现在公立、民营在两个舞台上唱“对台戏”的局面。政府的行政价值就在于：合并两个舞台，设立公平的游戏规则，让不同的演员同唱一台好戏。所谓“分而治之、合而用之”，公立医院普遍管理、运营水平的低下，其重点是抓管理、效率、合理配置资源问题；民营医院经营自主性大，重点是抓游戏规则制定、宏观调控问题；同时政府在公共卫生体系的范畴内，协调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业务关系。

　　“补丁式”管理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1）政府缺乏指导医疗市场良性发展的主体战略，也就是《总纲》，纲举才能目张；（2）政府对医疗行业的市场属性避重就轻，理想化色彩过于浓重，谈及医院的市场竞争，就如洪水猛兽。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少反映出我们的部分领导缺乏应有的全局观和必备的市场经济知识，如同“拟取消医疗广告”事件的不了了之，除了“尴尬”，似乎还有更多的弦外之音。　　

　　四、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

　　非盈利性国有资产应该将资产划归国资委管理，打破部门利益。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增加，政府可以从民办的医疗机构购买公共服务，将民营资本纳入公共医疗体系中去，以弥补公共医疗供给的不足。实际上这里最大的难点就是医保，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去年8月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上海全市90多亿元的社会医保经费几乎全被政府配置给国有医院了，现行医保制度已经成为民营医疗机构进入公共医疗体系的最大障碍。医保资金由政府直接划拨和支配，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透明度、公平性和使用效率都不能达到最佳状态。医保资金的效率功能显性化的理想模式是通过招标引进基金来统筹管理，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的监管，专司游戏规则的制订。

　　各级医院的分工模式应该是：一级医院负责基础医疗的保障，满足社会基础的医疗需求，以“防”为主；三级医院负责医治疑难杂症、人才培养和重点科研，走“研、教、医”的路线；中间的二级医院则担负把三级医院城市技术应用到临床的任务，以“医”为主，兼而“教、研”。如此一排列，国家管什么、民间资本可进入的方向在哪就很清楚了：一级医院的基础医疗和三级医院的“研、教”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是社会安定和有序发展的保障，必须由国家来投入，其余的则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不可否认，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民营资本的投入，其根本目的是不同的，不管怎样修饰，民营资本的“盈利”属性不容置疑，这也是政府划分“盈利、非盈利”的初衷。其实，这种定性区别并不是本质的矛盾，真正的矛盾在于“人为地在政策上进行区别对待，即所谓政策歧视”，这样的做法有违医疗改革的核心价值观，也有违政府在“医改”工作中的存在价值。对于民营医院过度的盈利倾向，政府可以限制其利润比重，而不是在医保、税收方面设置成本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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