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战略必定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中，战略中理性分析和直觉判断的价值分布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环境中，放手一搏式的大赌战略有其自然的生存空间，因为乱世出英雄嘛，但如果整体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了，还指望靠原来草莽英雄的拳脚再打出一片天地，想用二十多年前的战略思维方式解决二十多年后的战略问题，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时势易矣，变法亦易。

　　有人说正是因为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贸工技模式才成就了今日联想的辉煌，但也可能正是这避重就轻、坐失良机的选择使得联想日后不得不不止一次的冒险大赌，而当时大赌成功的概率远高于今天，要知道包括今日华为在内的所谓“巨大中华”正是在这个时候放手一搏而成了通信巨头。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抓住当年大赌的机遇才造成联想的困局，以致于不得不去冒险去收购IBM的PC业务，因为这可以得到联想梦寐以求的所谓技术和专利，至于其它的都是次要的，摆脱联想顶着高科技帽子却被认为是一间没有什么技术的公司的形象，因为联想觉得这可以让自己的脚板真正硬起来，让自己的心里真正塌实下来，而这正式贸工技模式的结果。再比如，TCL总裁李东生后来承认，正是当年没有利用自己在通信行业的基础再放手一搏，结果错失了大好时机，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即使后来TCL使出了更大的气力，但还是无力回天，因为市场已今非昔比，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战略也一样。运气不是能力，大赌不是战略。

　　最后，在不同行业，其战略中理性分析和直觉判断的价值分布也不同，大赌在某些行业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在另外一些行业则不是。比如在通信行业，各大通信巨头无不是通过直觉判断做出的带有大赌性质的战略决策而成就的，摩托罗拉赌的是无线通信行业发展的机会和自己的技术优势，因为它在二战中通过向军方提供无线通信设备而完成了技术上的积累，诺基亚赌的是移动通信行业有模拟向数字转化的大势，因为手机不只需要技术上的领先，而且还要具有消费电子的特征，外型精巧，颜色靓丽，人性化，摆脱技术专家高高在上的呆板形象，三星赌的是手机时尚化的消费变迁，因为手机不再纯粹是一个工具，而是越来越多的被赋予符号的意义，华为赌的是成本战略下的技术领先。因为电信巨头不只需要通信设备技术上领先，还要在成本上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它是投资的一个赚钱机器，赚的省的都是钱。但就是在大赌是关键成功因素的行业，也只有建立在理性分析、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大赌才能成功，比如许多中国手机厂家，缺少对行业的深思熟虑，为了追求短期的业绩，不注重技术积累，许多企业研发都是有名无实，一切拿来主义，甚至在质量上也敷衍了事，结果国产手机卖的越多，对产品质量形象的破坏越厉害，结果当要换新手机时，消费者抛弃了它，因为你用大赌替代了战略。再比如汽车行业，现在的大赌往往不仅不能大胜，而且还是一个大错误，甚至是一个大灾难，各路资本带着大赚一把的造车美梦乘兴而来，但市场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让他们败兴而归，因为他们把战略简化成了大赌，汽车业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它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战略规划，需要真枪真刀的干才能成功。在这些赌徒当中，运气好的还能全身而退，运气差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由此导致资金链短裂把主业拖入困境，还因为造的问题汽车被消费者追杀不已。

　　总之，大赌才能大赢是一个误导性很强、很不科学甚至很不负责任的结论，中国企业按照这个思路做战略规划不仅不能取得成功，而且注定要铸成大错，遭受重大挫折，因为这是对战略的简单化、肤浅化理解，它掩盖了战略管理理性的一面，把战略变成了神秘的、难以捉摸的、只能凭直觉来把握的东西，这是与战略管理的基本规律背道而驰的。其次，战略决策包括理性分析和直觉判断两个方面，但理性分析是基础，而不可本末倒置。再次，还要考虑是在什么环境下、什么行业进行战略决策，就像在山林等地带可以借助地形巧设计谋，而在平原地带则不能照搬，运用山林地带的战略战术在渭河平原上作战正是诸葛亮在和司马懿交手时一筹莫展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在平原上，起决定性的是骑兵，而这正为蜀军所欠缺，诸葛亮的奇谋妙计只能在山林等地形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此将错就错，焉能不败。最后，战略更需要的是深思熟虑，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大赌才能大赢上，这才是战略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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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鸣：以战略性的目光做果断决定 大赌才能大赢 （2004-04-05, 经济观察报，作者：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