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驾驭政客的能力，过于自信而麻木　　

　　也有人认为，胡雪岩栽在政治上。因为他是左宗棠的经济后盾，而左宗棠又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要想对付左宗棠，就要先把胡雪岩除掉。当时正值中法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左宗棠是主战派，李鸿章是主和派，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李鸿章的人马加紧了对左宗棠势力的围攻，而左宗棠要积极备战，就要用钱，胡雪岩的开支和负担因此大大增加，雪上加霜。　　

　　从表面上来看，李鸿章系势力的落井下石，确实对胡雪岩的覆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大企业，是在政治真空中成长起来的呢？在胡雪岩的同时代，正是美国的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菲斯克们巧取豪夺的时代，法官的裁决、议员的投票，常常被商人的黄金所左右，甚至连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家庭，也未能保持清白。　　

　　更何况，胡雪岩本身正是官商勾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为左宗棠的南征北战采购军火，胡雪岩大发横财；帮左宗棠筹集军费和兴办洋务工厂，也是他的一大财源。上世纪90年代时，高阳的《胡雪岩》风靡一时，商人几乎人手一册，绝大部分，是为了学习胡雪岩超凡的“政府公关”之术。　　

　　事实的真相是：胡雪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官场中的纵横捭阖的能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资源，以致于在政策风险加大之时，仍然一味扩张，固执地做庄，对旗下的钱庄、当铺没有能够未雨绸缪。这是一个由于形势误判而导致的战略错误。如果不是出于对驾驭政客的自信，胡雪岩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战略和管理的调整，在高位抛出部分生丝，或者自己买入缫丝厂自己加工，或者在金融业中及时紧缩，即使有所损失，也只是伤其皮肉，不致于一败涂地，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在德隆的唐氏兄弟、顾雏军倒下之前，他们应该也有着对自己“懂政治”、“会玩政治”的同样误判。　　

　　“永远是上帝的宠儿”的致命错觉，导致常识的丧失　　

　　吕梁、唐家兄弟、顾雏军、胡雪岩、迈克尔·米尔肯、所有的牛人，在他们一步步从凡人变成牛人的过程中，无数次逢凶化吉、变祸为福、如有神助的经历，让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每一次危机都将成为商机，坏运气很快就会过去。可以肯定，每个牛人倒下之前，都有这种致命的错觉，否则，无法解释他们面对山雨欲来、危相频现之时，仍然那么狂妄、乐观，没有反思，没有警醒，没有采取起码的常识性的应对措施。反过来，也正因为他们对自己运气的自信和大胆，才使得他们的崛起速度超乎常人，俨然是上帝的宠儿。　　

　　1883年的胡雪岩，运气确实不太好。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兵船开入吴淞口拦截检查船只，人心惶惶，上海的银行、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都收紧了资金；各路企业都感觉到周转不灵，人人都相信手握现金是上算，已经有几家小钱庄率先倒闭，如同在德隆之前倒掉的那些庄家。可是，中法战争从酝酿到爆发，绝非一夜之间的事情，胡雪岩如果头脑清醒，完全有时间未雨绸缪。　　

　　当时上海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灭，是另一件“不巧”。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徐润，就栽在这次地产风潮中。当时上海房地产牛气冲天，大商人买地、盖房出售、再买更多的地，以为这个赚钱的魔术可以永远变下去。地产大鳄徐润甚至已经着手到伦敦招股上市。可是，1883上海地产泡沫破灭，价格大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观望，没有成交量，削价抛都很难抛出去。炒房的资金，很多来自于票号、钱庄的贷款，甚至来自于挪用公款（如徐润），大家都拖不起，所以，破产者比比皆是，包括赫赫有名的徐润。这样一来，市面更萧条了。　　

　　更加不巧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股灾，也在1883年发生了。这次股灾之前，上海出现了第一次股票牛市，首当其冲的是矿局股票，现在的股民想必心领神会——这是“资源类股票”，往下挖就是钱，据说很有“投资价值”。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1883年7月上海的股票价格开始大跌。这些炒股的资金，很多都来自于钱庄，而钱庄的钱，则大多来自于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发挥着现在中央银行的部分功能。外国银行此时收紧银根，催收贷款，大家割肉不及，哀鸿遍野，一大半的钱庄倒闭破产。　　

　　这些发生在1883年接踵而至的“坏运气”，和近几年的市场颇有相似之处。不错，1883年的胡雪岩，2000年的吕梁、2004年的德隆、2005年的顾雏军，运气可能都不太好。可是，如同水手无法改变天气，企业也无法改变运气。企业只能“看云识天气”，运气不好时，就得有运气不好时的应变之术。事实上，留给这些牛人的适应“坏运气”的时间，都不太短，他们都曾有时间、有机会幸免于难，可惜，他们没有珍惜。因为他们狂妄地相信，自己将永远是上帝的宠儿。　　

　　管理能力：一个危险的假设　　

　　在对于胡雪岩、德隆、顾雏军们的评论中，最具有欺骗性、误导性、危险性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他们的管理水平、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再高一些，也许能够幸免于难，甚至可能会成功。　　

　　一个企业定方向、定战略的时候，首先要对自己的管理水平作一个假设：是上等水平、中等水平、还是下等水平？我认为，合理的假设应该是：以中等水平的常态为假设基准，追求上等水平，万一出现下等水平，也能够挺过去。如果一个企业采取的战略，逼得它只有以最佳的管理状态，才能够生存下去，那这个战略一定有问题，这个企业一定短命。记得有位记者问一位现在很活跃的企业牛人：你们的发展确实很快，但是风险也很大，一不留神就会完蛋，为何你还这么自信地高速扩张？那位牛人高谈阔论了一番，大体上是说他的团队、他的管理、他的战略战术都是最牛的，所以，他的企业将一直牛下去。我一边为他捏着把汗，一边暗叹：中国的牛人，真多。　　

　　最佳的管理水平，绝不可能是企业的常态。正因为如此，杰克·韦尔奇、卡洛斯·戈恩、桑迪·威尔们才这么弥足珍贵，才可以拿到天文数字般的薪水。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可遇而不可求。美国历史上的百年老店，花旗、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都曾有过最佳状态、中等状态、较差状态。其实，成为百年老店的秘密，并不是永远保持最佳状态，也不是一直顺风顺水、吉人天相，而是如何在状态较差、运气不好之时，挺得住、熬过来，等到庸人下台，良将接班，等到厄运过去，好运到来。对于自己管理能力、管理状态的盲目乐观，实在是一个危险异常的假设。

　　范卫锋，浙江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数家著名民营企业工作多年。现从事历史、管理、金融书籍、专栏写作，以及企业策略顾问工作。2005年出版著作：《黑化——草莽经济时期中国民间企业的成长通道》，电子邮件:　fanweifengchina@yah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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