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如战场。在经济竞争中，谁拥有某种有关技术和经营的独家不传之秘，谁就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经济情报或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和独特性，历来为人们所共识。故有保密措施的千方百计，也有窃密手段的五花八门。到了二十世纪，由于经济发展的日趋世界化和一体化，一个企业所掌握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信息和技术，更成为它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围绕着经济情报的窃密与反窃密之争，自然而然，也就于今尤烈。二十世纪窃取经济情报的特点，一是高科技化，说窃密者用高科技从脚底武装到牙齿，决不是危言耸听；二是职业化，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决策层，普遍重视经济情报的搜集工作，并有具体的部署、组织和计划，这样，职业化的“经济间谍”出现了，经济情报大战因此升级、升温。中国八十年代初搞改革开放，开门迎友也应御盗。如何防盗，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关心的问题。　

　　A:“机关”在鞋底

　　1973年，前苏联有关部门在美国宣称：他们有意与美国的飞机制造业合作，在苏联建造一个年产100架巨型客机的飞机制造厂。美国波音公司在同行竞争中捷足先登，盛情邀来并款待了由20名苏联专家组成的先期“考察团”。苏联专家不仅获准参观了波音公司的飞机装配线，而且还在它的实验室里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收集了许多机密的技术资料。但波音公司仍然是胸有成竹，他们还留有关键的一手，即制造巨型客机的合金并末透露给对方。事后，“联合建厂”的议案自然告吹，然而苏联自己设计制造的伊柳辛式巨型喷气式运输机奇迹般地邀游于天上。原来，“机关”在鞋底。苏联专家在“考察”时所穿皮鞋的鞋底是特制的，它能吸取从飞机部件上切削下来的金属屑，这些金属屑一经苏联科技部门的化验和分析，波音公司的唯一“不传之秘”，就与苏联的飞机制造业“共享”了。

　 B：日本人的“苦肉计”

　 与前苏联经济间谍的这种高技术手段窃密相比较，日本经济间谍为窃密而自残，可谓原始，但同样有效。德国的啤酒制造业曾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它的制作方法自然是“不传之秘”，日本啤酒商觊觎已久而苦于无从下手。某年，日本一企业经理扮作“难民”来到德国，在一著名啤酒厂外观察月余，以伺机行动。一天，当该厂总经理乘车从厂门口驶出时，日商不失时机的突然跃身于车前，造成了车祸。按照德国当时的法律，车祸肇事者要坐牢。德方总经理为消弥祸端，除送他到医院悉心治疗外，伤愈后又特招他到啤酒厂当门卫。三年“卫门”之余，这位“难民”将啤酒厂的生产流程、工艺配方等，一一了解透彻，而后回国。又过三年，德国啤酒商发现日本不再购买德国的啤酒了，而且德国啤酒在东南亚的市场，渐渐为日本啤酒取而代之。前边提到的那位德国总经理到日本拜访他的同行时，发现同行居然是数年前那位以身撞车的“难民”。德国人这才醒过神来……

　 C：窃听器装在牙套里

　 日本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长期以来对外隐瞒公司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继续获得银行贷款苟延残喘，伺机东山再起。它的竞争对手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运用经济间谍，对该公司的财务内幕进行侦探，以期彻底击败它。他们打听到该公司的总会计师需要镶牙，就勾结牙科医生，在为总会计师装金属牙套时，放进一个微型窃听器。自此，有关这家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核心机密，无一遗露地被窃听了。他们将该公司面临破产的内幕公之于众，银行立即停止向公司提供贷款，终于使这家公司倒闭。

　　D；间谍与反间谍的龙虎斗

　　经济间谍窃密活动的无孔不入，使得一些工业化国家因经济情报的泄密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美国《新闻周刊》199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仅1BM公司每年因此而损失十多亿美元。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警告说：“美国公司若不及早设防，在外国兀鹰的一再袭击下，迟早会被啃得连骨头都剩不下来”，西方的一些大企业每年耗资甚巨以从事反间谍活动。但收效甚微，原因是经济间谍窃密的新招选出，令人防不胜防。新招之一是，身份更加隐蔽，难以识别。经济间谍已更多的是以新闻记者、外交使节、科学家和友好人士的特殊身份出现，除莫辨真假外，对于一个国家经济领域的渗透更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新招之二是，窃密手段更加趋于高科技化。经济间谍在参加重要会议时，他用来发送情报的电子发报器或袖珍电脑，很可能就隐藏在他的圆珠笔或笔记本内；女间谍为窃取巴黎时装设计师的最新设计，其微型照相机可能就隐藏在她发间或衣服上的小饰物里边。英国一些公司的办公室里，布满了经济间谍安装的窃听器，这些公司要以重金聘请国家通信监察署的专家帮助清查和拆除，每年如是者三次!

　　九十年代，由于前苏联的解体，东方西方在政治军事上长期对峙的局面消除之后，经济成了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经济情报也随之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杠杆。冷战英雄“007”和“克格勃”们，在短暂的“迷惘”和“失业”之后，现在已经纷纷“改行”，作了经济间谍。这就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若说此前的商业窃密尚属局部或为人类良知所不耻的话，现如今它已升级为国际化和常规化。

　　美国政府的决策层认识到：在本世纪末及以后的时间内，最重要的挑战来自经济领域。国家对于经济情报的需求将大大增加，所以，中央情报局应密切注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情况，随时提供这方面的情报为政府各部门决策使用；同时，还应向美国商界通报外国经济间谍所构成的威胁的种种宏观和微观信息。据此，九三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做了战略性调整，新任局长任尔西向参议院提出了290亿美元的巨额年度预算，其谍报工作的具体部署是：派间谍打入境外的公司，窃取其经济和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知识以及构想等情报，并监视境外公司侵犯美国专利权的行为；向美国大企业的管理权构和其他经济领域派遣反间谍人员以甄别外国间谍，等等。西方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未来战斗”的措施，这些战斗将是贸易和科技方面的战斗。法国一家报纸发表评论说，这是情报界发生的重大转折，冷战时的盟友转眼间变成了敌人!　　

　　前苏联解体以后，克格勃人员曾一度面临失业威胁。不久他们发现，在经济领域内，仍然是大有作为的，由于无法得到政府的强有力的资助，他们就走上了一条官民结合的路子。目前，由前克格勃人员所办的保安公司，已有200多家，业务范围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Alex公司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保安公司，拥有3000多名保安人员，遍布全国，不少人视其为半官方机构。1991年8月19日事件期间，该公司负责了俄罗斯现任总统叶利钦的保安工作。中东战争时期，英国航空公司也是请 Alex公司保卫其办公室，以防恐怖分子的袭击。除此之外，Alex公司的业务还挤进了商业圈：当保镖，调查背景材料，搞企业策划研究，安装电子对抗系统以反间谍，从事经济情报的搜集工作又作了经济间谍。总之，使出克格勃的全部看家本领，兑换成了可观的硬通货。列昂尼德·谢尔巴辛原是克格勃海外情报部的头目之一，负责管理南亚和中东的谍报人员，如今，他创办了一家私人保安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近年来，西方企业界来俄罗斯投资人人数渐多，其不不乏经济间谍和貌似大款的商业骗子，谢尔巴辛公司的业务就是摸这些境外投资者的“老底”，充当俄罗斯商人们的最好防线。谢尔巴辛自豪地说：“克格勃的人在商业界有很好的声誉”。

　　法国对经济情报工作一直十分重视，近两年来法国情报总署频频增加情报预算开支，并招收千余名工商企业界、科技界的专业人才充当情报人员，以调整知识结构，实现情报工作由政治军事向经济领域的重心转移。法国经济间谍似乎对其盟友美国的经济、科技和经营策略方面的秘密更感兴趣，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并表示“对此再也不能沉默了”。九三年六月，法国巴黎举行航空展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准备参展的美国公司发出警告：注意，不要参加今年6月法国举办的国际航空展，因为你们已成为法国工业间谍的侦探目标!美国制造导弹的 HA公司认为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材料“十分可靠，具有说服力”，决定放弃参展，而其他公司亦纷纷采取措施，有的虽决定参展，但却取消了两年一度的飞行表演。这一事件，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在派遣经济间谍，从事经济情报的搜集和窃取活动方面，没有比日本更具有战略眼光的了。它起步早、发展快、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程度之高，西方世界难以望其项背。日本某商社人员曾自豪地说：“除了地球的南北两极，世界上凡有商品市场的地方都有我们的商业情报网。”据统计，目前日本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注册机构约有400多家，不少企业在国外都设有强大的情报网，仅日本三菱公司在世界’各国就有115个办事机构，约拥有3000名情报人员，每天收到的电讯条子可绕地球11圈。日本通产省除了在各研究所、各大公司普遍安插情报人员外，目前专门向政府和工业界提供全球性情报服务的，还有100个左有的民间私人情报机构。这些机构通过报刊或其他传播媒介收集有关情报，然后输入电脑数据库加以分析和储存备用。同时还有一些专门的经济间谍负责从竞争对手那里搜集新产品实物情报，然后加以吸收和改进设计。

　　国外经济间谍从未忘记光顾中国这片土地。这除了为数不多的中国“国粹”尚能吊起他们的胃口外，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乏市场化经验，不善于辨别商业秘密和管理环节疏漏过多，使得经济间谍更易于得手。八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几起重大泄密案例，就罪在我们的过于幼稚和愚蠢。

　　1981年9月20日，中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新华社的简短报道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爆炸性反应，因为这极可能标志着我国已掌握“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的高科技，也意味着中国的航天工业和军事威慑力量将获得战略性提高，从而打破了极少数国家对这一高技术的垄断地位。各国驻华武官均受命向大陆官员探询详细消息，结果是一问三不知，国外情报部门动用间谍窃取我方秘密资料，仍是一无所获。可是卫星发射后的第三天，北京一家电台就’播出了一篇题为《太空奥秘夺桂冠》的广播稿。次日，北京一家报纸干脆登出《我国第九颗人造卫星》的报道，并附有三颗卫星的图样、在车间实施组装的照片，非常翔实报道了这三颗太空飞行物的运行轨道、无线电遥测频率等等。经查，这原是某部队一位工程师的“杰作”，稿件在火箭发射升空前已拟就，卫星升空后即送往电台和报社，并谎称稿件经送审上级主管部门，已批准发表，编辑们也就信以为真。国外情报部门得来全不费功夫，大喜过望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泾县的宣纸，素有“千年寿纸”、“纸中之王”的美誉。然而，曾几何时，这种独步天下的优势被日本人打破。绝活泄密的原因相当可笑：安徽泾县在浙江扶持某镇办起一家造纸厂。某年，造纸厂迎来了三个日本某造纸公司的“技术人员”。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日方提出了有关宣纸生产过程及工艺加工方法等问题，就连蒸原料的盐水浓度这么细的问题都问到了，中方的解疑除不厌其详外，还赠送加工原料以作日方研究之用。所以如今日本人不无自豪地宣称：世界宣纸，中国第一，日本第二。美国“派克”金笔作为世界头号名牌的地位经久不衰。但中国的“英雄”、“金星”也有自己的绝活，这就是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某年，派克公司的两位副总裁来到中国，发现中国门户开放得极其彻底，缺乏最起码的商业保密意识，便迅速携来摄像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抛光机的结构及运作过程拍下全套录相。很快，“英雄”和“金星”仅有的一点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

　　中国人所犯下的愚蠢错误，外国经济间谍在中国的轻易得手，当然绝不仅止于此几例。中国人由此而尝到的最直接的苦头是：出口创汇的财路一条条被卡断。　　　　

　　在发生于九十年代的这场国际经济情报大战中，“中国战区”成为热点，并在持续升温，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度的增长，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不安，他们唯恐中国经济的崛起，会引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划分，从而有损于他们在现存格局中的既得利益。尽管西方各国之间常常爆发窃密与反窃密的混战，但在对付中国的这场经济情报战中，他们又一改过去的互相封锁，近乎已配合转向横向交流与合作，以共享情报资源，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大有结盟之势。　

　　香港《华侨日报》近期透露，由于近年来香港工商界在大陆的投资渐多，所以英国情报组织“军情六处”利用香港刺探中国经济情报。他们派特工渗透到香港工商界为其搜集和发送情报，或通过非正式人员收发情报。并与中央情报局常有低层次的情报交流。英国间谍在港活动能力之强和效率之高，使中情局头目也感到诧异。该文还透露，“军情六处”在深圳主要从事军事方面的间谍活动，并时有“杰作”。　

　　日本人不甘居其后。在本士，他们设有独立一幢楼的广播监听室，有8名监听人员，昼夜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立即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与此相应的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个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干家，遍布我国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的活动。美国中情局一方面利用卫星等现代化手段收集我国情报；另一方面则通过增派大量特工人员，抓住时机在我国中高层人士间展开情报活动，以获取用现代化技术所无法得到的机密情报。在这方面，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兼中情局北京主管的李洁明还有“经验”之谈：应利用“非精神性的诱惑”令中国的外交人员或公务员松懈之际，借机探取情报。这方法，既常用，又有效。　

　 九十年代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市场和商业经验，应有能力避免重犯开放之初的幼稚错误。面临各工业大国经济间谍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和中国的工商企业家们，应作出积极的回应。有道是，“朋友来了有美酒”，那么经济间谍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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