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刚才听到李肃先生的这段发言里，通过谈及美国企业的发展历史，从信托到产权经济学，甚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包括刚才提出的概念叫权贵资本主义。我相信很多朋友不见得对每一个概念都理解，但是我们有一个疑问，比如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和毛泽东思想一结合就产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郎教授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正好是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

　　李肃：

　　我认为，郎教授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特定经济环境下的分析和应用，从郎咸平近期在清华的讲话可以看出，他至少在三个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是把职业经理人当作“保姆”的保姆理论，其本质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传播资本主义理念，将企业家退回到资本雇佣劳动的位置；二是把国进民退当作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其本质是把中国退回到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三是把知识资本当作贫富差别的罪恶之源，其本质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总之，郎咸平对美国历史的阐述，对经济学理论的无知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都导致了他把局部过时的法律常识无限放大，推导出一套完全错误的理论。

　　主持人：

　　刚才李肃先生最后这两句话，终于让我们明白了，通过刚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探讨，证明了是郎教授在发表很多观点和言论的时候，所引用的理论基础理解上还有一定的偏差，这只代表李肃先生个人的观点。

　　现在我们的疑问很大，就是郎教授的观点其实最终在大陆尤其是中国内地市场比较明朗的，往往是对于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论证问题。因此又有这么强的市场拥护效果，大家都愿意追随支持，这时候您怎样看待他这个问题呢？到底是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还是少数人手里呢？在您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看，您跟郎教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李肃：

　　这一问题涉及到郎咸平教授的第二个理论误区，在国有和民营经济理论方面，郎教授用一个极其狭窄的财务技术手段——净值法来推断国有资产流失，并将其无限延伸，得出改革失败论和国进民退论的大胆结论。下面我来讲讲郎教授推理过程中的几个谬误。

　　第一，判断资产价值的方法多种多样，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依据净值法一个尺度进行评价原本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务技术方法开始向广义的财务价值理论转变，出现了一支重要的财务理论学派——平衡计分卡，其研究重点就是认为郎教授这种“死”的财务观点已经不适合对现代企业的价值走向。因此，在企业评价过程中引进了大量的其他因素，如企业掌握的客户资源、无形资产、核心技术和企业家团队等。当年我们为中远进行资产重组的时候，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客户资源进行评价，看看中远有多少稳定的国外客户，我们看到，这种评价会产生和传统财务技术评价完全不同的结果，企业的市场价值会完全背离账面价值。同样在收购兼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个企业的最终价值体现是以谈判为基准的，只要整个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是在公平的机制下进行价格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我们公司有过大量的这种案例，曾经帮一家大公司收购兼并另一家企业，请了三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价，三家评估机构得出的结果相去甚远，最少的一家为2300万，最多的一家5亿多，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方法和评估因素的选择判断对结果有着重大的区别，最终调整的结果是基于两者之间的交易谈判。

　　 我国国有企业的评估使用净资产，重组方使用各种方式低评资产，是市场行为的正常体现，而在国有资产收购兼并过程中，政府不干涉的情况几乎没有，只是干预的力度不同而已。郎教授这方面的谬误可能与实践经验的缺乏相关，而他用一个简单的书本理论臆断所有国企改制都是资产流失，都是肥了少数人，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中国国企改制真正缺少的是平等竞争机制和经营者平等融资的机制。

　　第二，郎教授的国有资产流失论的方法已经很局限，而他毫无顾忌地从局部领域国有资产流失大胆推理，得出国企改革的全面失败，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满足了少数人的权利，这种推论在逻辑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仔细研究郎教授的“保姆理论”和国企改革评价，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改革历史和国企现状的无识。我国国企改革决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出卖国企”，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达到不同的改革目的进行了不同的改革探索，我国企业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八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以“承包制”为中心，改革主要在解决政府的行政干预，这时的企业家由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保姆变成了国有大家庭中的“长子”，老子放权让利，儿子自立门户、自主经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围绕什么是行政干预？什么是产权控制？什么是母子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争论了十年。郎咸平教授对这一点一无所知，硬把母子之间的产权关系归为主人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识。

　　到了九十年代，宏观调控产生的国企困境，推动国企改革在下岗分流和主辅分离两个方面着力，其重点在于解决企业社会负担和员工吃大锅饭的文化心态。这时的企业家刚从短缺经济转入市场竞争，在下岗分流中扮演无奈的“奶妈”角色，在主辅分离中，企业家又在兄弟分家的角色中努力。时至今日，我国国有企业的这两大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郎教授把国有企业家简单归入“保姆”之列，正是他对这一现实没有基本认识的表现。

　　与下岗分流同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九十年代初中开始，推进上市融资解困与企业改制转型，解决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与国有企业再造。这时的企业家推动企业上市融资的目的一方面是在找投资合伙人，另一方面又是找施压约束人，其上市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彻底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国企改制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地方政府为了彻底的国退民进而进行的制度安排，一种是国企上市后难耐资本压力主动转让，还有一种是优质企业的产权转让。企业家在此过程中的地位，要么是被动的接盘人，要么是寻找外部接盘人，要么是争当接盘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退出经营，真正行使社会功能，管不了的企业要甩出去，另一方面，要找到好的接盘人，以利于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山东诸城，政府卖光国企就可以轻装前进，而内地的许多城市由于没有抓紧时机加速改制，导致大批国有企业和国有员工至今赖在政府身上，财政无力拿出改革成本。总之，如果把十六大国退民进的目标作为地方国企改革的方向，企业家从“长子、叔侄”等角色转变为主人地位，不能认为是一种大逆不道。

　　我国地方国企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现在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极是负担巨大的困难企业，政府的头等大事是通过改制将社会负担甩掉。这类企业家哪里是“保姆”归位论，其地位相当于“失宠的二奶”，连人带资产赶紧送出去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在我国地方国企中，还有一种市场化程度极高的优质国企，这种企业在中国数量有限，但其共同特征是政府对这些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贡献很小，主要靠企业家团队与员工的共同努力创业而来。这些国企的企业家就像在半无主荒地上开荒创业的大家长，在准民营的机制下经营多年，存在从企业家到经营团队直至全体员工的心态失衡。1987年，我给联想当顾问时就看到这一现象，半无主的国企荒地，依靠联想人的市场运作达到今天的境界，因此，其进行带有MBO色彩的改制无可厚非，海尔集团的原始资本也不是国有资产，作为集体企业其改制有何不可。

　　徐工集团的案例最为典型，江苏省提出转让徐工集团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我们进去调研后得出明确结论：徐州政府很难管好徐工，其创业过程和现实状况都明显表明企业经营团队和全员都在心态失衡状态下，不改制很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时的国退民进有三个选择：要么给强大的跨国公司，要么给灵活的民营企业，要么推动经营者MBO。徐工长期与国际各大跨国公司合资，已经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企业上上下下都不愿让国外公司吞并民族工业品牌，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一样，也存在大公司收购中的金融瓶颈。因此，需要为这样一个具有优秀企业家团队的优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只要有金融支持，MBO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MBO的关键不是“保姆”的资格问题，也不是资产评估的技术方法，而是建立一种平等的博弈机制，以及从企业未来考虑，在平等竞争中给经营者特殊优惠政策的问题。所谓平等，一是要允许不同竞争者平等进入，二是金融环境能够为职业经理人提供平等的金融支持。所谓特殊优惠，一是要对优秀经营团队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二是要建立决策优惠条款的合理机制。中国的一家企业在收购国际大公司过程中，就遇到内部人从银行贷款，以远低于中方的价格买走公司的案例，这就是平等竞争中的优惠政策，因为优秀的企业家团队能代表企业的先进生产力。最后徐工是被国外基金拿走了导致民族品牌的灭失，还是经营者借助国外产业基金逐步MBO，需要拭目以待。

　　因此，郎咸平教授的“国企改革失败论”，是对中国国企现实无识的表现。

　　主持人：

　　对于刚才李肃先生在这里的言论，我们得到了几大板块的内容。第一就是认为郎教授所用到的财务技术是狭窄的，或者是用过时的财务技术在进行今天的财务分析。第二就是对他提出的“保姆”理论，尤其是“保姆”的演变。郎教授提出“保姆”理论之后，后来李肃先生进行了“长子、奶妈、和被抛弃的二奶等等的术语进行了演绎”。第三个问题就是对于国企的改制问题尤其是MBO问题，提出了很多例子。

　　这里是和君咨询总裁李肃先生挑战郎咸平，我们的论坛进行到现在，看到的观点就是刚才李肃先生对于里面的很多内容，尤其是郎教授很多言论给予了不同形式的反驳。但是我们又要提出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俗话说剑走偏锋，郎教授的财务技术无论是狭窄还是过时，但是郎教授说的企业基本都说中了。

　　一个人最后能够产生一种现象，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是民众的跟风，但是我们能不能理解郎教授代表一种社会思潮呢？为什么他一说就能说中，其他的人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企业点中呢？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社会思潮要进行一项论辩。在这儿想问一下李肃先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郎教授发展到今天，是不是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

　　李肃：

　　我还有一些重要的思想没有讲完。

　　第三，郎教授从国有资产流失推到国企改革失败并没有止步，到2005年底，又从无知的理论（信托责任）与无识的结论（改革失败）中突然推出了国进民退。他根据香港上市的国企的个案数据进行推论，说服力令人怀疑，但其大胆狂言却让我心惊肉跳。

　　十六大提出的国退民进的政策理论，我国理论界、企业家和政府一直在讨论退该退到哪、进该进到哪。但细读郎教授的狂言，似乎世人的争论与他无关，他只要论证出国企改革失败了，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有高利润的个案，就足以证明国企可以无止境的“进”，民企应该无止境的“退”。

　　国际上的国有经济功能定位有四种：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就业性福利模式，后来被撒切尔卖了；二是美国主张公共事业的政府投资，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政府将开始盈利性的公共事业逐步出让；三是法国尝试过收购衰退的大公司，扶持一段时间，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基本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支产业基金。目前，我国央企正面临着四种模式的选择和考验。

　　我国央企分为三种，一是国家垄断资源的石油、电信、电力等产业巨头，在特定的条件下成长壮大；二是靠经营者个人能力扩张而来的新国企；三是从垄断走向市场后衰败的烂国企。这批企业虽然千差万别，但与地方国企相比，国企改革的深度和步伐明显滞后，垄断资源的优越心态过重，在国际竞争中遭到的政治抵制不可忽视。这样的国企应该研究进与退的战略，郎教授的国进民退理论显得极不负责，我们没理可论。

　　以上分析说明，郎教授是把明显过时的法律常识无限放大，把极其狭窄的财务技术无限推论，其理论上的无知、现实上的无识和狂言的无忌的确令人吃惊、震惊和担心。

　　主持人：

　　刚才李肃先生补充了第二个观点，最后提出了“三惊”理论。我们能够看到刚才李肃先生的观点补充是研究郎教授的理论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既然理论基础有一定的偏差，那么得到的结论可能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对于郎教授的观点反应出来的社会思潮您怎么看？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粉丝”追随。

　　李肃：

　　郎教授虽然理论无知和现实无识，但观点却很大胆，其重要观点是相互关联的四个基点：改革失败论、国进民退轮、保姆归位论和金融倒退论。四个论点都是围绕一个目标，用公平观影响民众的思想。他在谈论改革失败论时大讲改革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肥了少数人；他在大谈国进民退时认为民营企业不能救中国，还会带来权贵资本主义；他在传播保姆理论归位论时，认为中国没有可信托的职业经理人，反对智力劳动者追求智力资本的价值增值；他在论述金融倒退论时，竭力反对经营者、民营企业依靠金融创新来融资并购，其反对利率调整，汇率改革和股权分置都是在放大炒家威胁和百姓风险。因此，郎咸平的大胆狂言虽然理论依据不足，但在公平论的旗帜下争得了民众的支持，我现在在网上看了铺天盖地的骂声，几乎很少有人支持我。

　　张会亭，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多年网络财经作家，多家知名网站杂志专栏撰稿人，专业企业营销管理类咨询培训师和会议/论坛主持人，北京终端工场咨询培训机构发起人。“终端工场”长期致力于终端零售市场的观察分析、研究咨询、营销管理培训和中低层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专业从事各类企业终端营销管理系统规划咨询、专业终端市场研究、专业终端培训外包、专业终端品牌形象输出策划、专业终端促销策划、终端所有相关专业人才的系列培训等。“终端工场”是张会亭先生独立持有的注册商标，更多信息请直接网络实名搜索“张会亭”。电子邮箱： zhtmkt@12.com ，MSN邮箱：zhtmkt@hotmai.com

第 1 2 3 页

相 关 文 章（共2篇)

郎教授，你在郑州让我失望！ （2010-12-21,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张会亭） 和君创业总裁李肃挑战郎咸平论坛实录（下） （2006-01-22, 中国营销传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