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初现：第三任社长懂业务

　　第三任社长名叫蔡丽泽，曾任《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武汉晨报》社长助理。

　　继任之后的蔡丽泽，并没有像胡志平那样对报社采取“脱胎换骨”式的变革，骨干力量基本保留。员工待遇方面，也比崔振章时代高出两至三倍，并承诺根据报社日后的发展逐步加薪。

　　在版式上，将过去的四开八版变成对开八版，以利于扩充报纸新闻的信息含量；同时将栏目设置得更为时尚、前卫，从第一版到第八版，分别为“要闻”、“解读”、“市场”、“个案”、“汽配1”、“汽配2”、“摩托车”、“国际”，这使得资讯更紧贴行业。版式风格上则借鉴《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冷峻、前瞻的形象出现在业界。无疑，这颇具真正致力于打造中国汽车市场主流媒体的气魄。

　　在内容上，蔡丽泽也抓得卓有成效。2001年11月29日，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出人意料地向市场推出了售价9.78万元的“新自由人”轿车。在桑塔纳、捷达与富康3个品牌的长期较量中，富康率先将价格降到了10万元以内。清晨得到这一消息的蔡丽泽马上打电话给报社采编骨干，让他们从中国汽车“老三样”价格多米诺骨牌被推倒的原因、对业界造成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采访写作，并于当晚交稿。次日，以《富康降价引发车市地震》为头版头条的《当代汽车报》面市，不少读者对《当代汽车报》如此快捷的反应能力深表叹服。

　　而对于2002年2月武汉市发生的铁锤砸毁奔驰轿车的事件，经过主笔陈光林深入的采访之后，一方面还原了“砸大奔事件”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又由此引出了业界颇为关注的话题：入世了，在国外品牌蜂拥而至的同时，售后服务如何保障？蔡丽泽指示，除在头版以消息的形式报道事件本身外，在二版还对事件进行立体式解读。那一期报纸更是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捧。

　　那段时间，《当代汽车报》很多稿件被国内权威网站、杂志转载，发行量再次上升至7万余份。

　　发行上，蔡丽泽根据报社定位及实力，认为报纸面对的读者应以企事业单位，尤其是汽车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为主，因此，销售采取了以征订为主、零售为辅的策略。这样不但提高了报纸的有效发行率，而且还减少了成本。蔡丽泽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办报也是办企业，首先要能够自己找饭吃，然后才能将这一碗饭吃得更好。”

　　为了扩大报纸在武汉的影响力，2002年元月，在蔡丽泽的主导下，《当代汽车报》办了一份专给武汉司机看的子报——《当代汽车报·司机周刊》。四开十六版的《司机周刊》面市不久即受人关注，以“维权”为例。该版于2002年2月经过深入调查，刊出了该报记者采写的《我宁愿坐牢，也不赔你的发动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中涉及到的企业见报后立即派其分管售后的副总裁，连夜飞抵武汉，协助当地经销商处理此事。随后，《司机周刊》又以舆论监督者的身份，对该事件自始至终保持着密切关注，并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采写了《我们已经尽了力》、《经销商愿赔龚女士发动机》、《我不是龚女士的亲戚》等一组报道，将一个关于售后的话题做到了极致。这一组报道大大提升了初出茅庐的《司机周刊》的影响力，其发行量也由两万多份飙升至八万多份，成为武汉市报业大军中一支不容小视的力量。

　　由于增添了子刊，《当代汽车报》的成本翻了一番，大大超出了蔡丽泽最初的预算。而更要命的是，《当代汽车报》隐性债务也逐渐显现出来。蔡丽泽接任社长之初，《当代汽车报》账面上显示负债额为70余万元，可到2002年初，一笔又一笔没有登记在册的债务都暴露出来了，有些债主甚至只凭前任社长的一个白条，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前来催债，这给报社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屋漏偏遭连夜雨。就在债务问题困扰之时，《司机周刊》也遭遇了创刊以来最大的一次磨难——有人一纸诉状将《司机周刊》告到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指出《当代汽车报》一刊两用，而且主报与子刊版式不一，风格迥异，违背了新闻出版法的相关条例，应该予以纠正。

　　这引起了新闻出版局的重视，他们立即发文，并责令《当代汽车报》两报采用同一风格，同一版式。而作为法人代表，社长蔡丽泽要做出深刻检查。

　　这对于《司机周刊》来说，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蔡丽泽本想将主报改成四开十六版，以确保《司机周刊》的红火势头，但遭到“稳健发展派”的强烈反对。在巨大压力下，蔡丽泽只好将原本精致的《司机周刊》改头换面，而此后其发行量也由几万份萎缩至600余份，从此一蹶不振。

　　接连打击下，蔡丽泽理性地分析了市场风险与自己的实力之后，决定寻找投资伙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引荐下，《当代汽车报》于2002年4月将经营管理权移交给武汉中盛实业有限公司，蔡丽泽保留社长职务，作为中盛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继续为《当代汽车报》效力。　　

　　改革艰难，民企机制难除多年沉疴

　　武汉中盛公司入主《当代汽车报》之初，其民营企业的运营机制与汽车销售公司的专业素质，无疑给报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其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

　　就实力而言，武汉中盛公司宣称总资产近12亿，《当代汽车报》100多万元的外债在新东家面前显然不值一提。至于员工待遇，也比以前提高了近一倍，很多采编人员每月能拿3000元左右的工资，这在当年的武汉足以称得上是中上等水平了。此外，公司还为报社员工统一服装，办理了养老、医疗与失业保险，从物质上稳定了人心。

　　然而，好景不长，接下来无休止的改版、换人，再改版、再换人，使报社进入了一种煎苦药式的自我损耗中。

　　2002年9月，因报社经营管理大权已事实上被中盛公司所掌握，蔡丽泽也失去了全力为报社效力的动力，遂于当月辞去社长职务。

　　蔡丽泽走后，中盛公司聘请新华社湖北分社高级记者、退休干部杨正文担任《当代汽车报》高级顾问，并协助公司全面管理报社。

　　基于自身长期从事时政、社会新闻采编方面的经验，杨正文在了解报社的基本情况之后，力陈报社改版理由，建议撤销《司机周刊》，并将《当代汽车报》原来对开八版的形式再次改为四开十六版。他说，大报定导向，小报找市场，这是中国媒体市场的规律使然。《当代汽车报》要想在市场上有所作为，必须改成小报样式，重新回到以零售为主的发行战略上来。

　　2002年10月，《当代汽车报》又一次变成四开十六版的样式，以汽车行业类都市报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意料之中的是，改版并未带来发行量上的突破，而且刚刚建立起来的一部分客户又选择了离开……

　　对此，中盛公司决定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样的思路下，市场拓展部、二手车市场部、策划部等一些经营项目运作起来了。但是，这些项目不但没带来经济效益，相反却因管理不善损害了报社的声誉。如市场拓展部主持的汽车销售顾问培训项目，本来承诺推荐学生就业，成绩优异者100%安排就业，但事实上这一点却是无法做到的。在被告到工商行政管理局之后，结果以“夸大服务效果”为名，报社被处以5000元罚款，并责令该培训班停办。

　　2002年底，报社第四任社长萧德渊走马上任。“稳健发展派”认为挽救报社的时机再次来临，遂建议再次展开报社定位问题的大讨论。

　　会上，新的“激进改革派”们据理力争，列举目前这种办报模式的种种好处：四开小报方便读者阅读；稿件字数少，篇幅短，可读性强；内容贴近车主，也就是汽车企业的用户，只有抓好了用户的用户，才能真正抓住用户……

　　“稳健改革派”则认为，报社的困境究其根本仍是定位不清。定位决定形式，而报社实力又决定了定位。他们认为，目前报社的实力只能是服务于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者，只能是一份“小众报纸”，而并非“大众报纸”。如果执意要办成“大众报纸”，首先需要至少3000万——5000万的投资，而且还要有最少3年的培育期，这是时尚类报纸为市场所接受的普遍周期。如果这两条达不到，最好还是以汽车业热点问题的权威分析家、信息资讯的全面提供者的“小众报纸”身份出现，这样读者目标相对集中，既有利于节省成本，也有利于在“分众传播时代”找到切入点，突破口，以差异化取胜。

　　争论持续了一月之久，但最终在尊重投资方的基础之上，萧德渊继续沿用了《当代汽车报》当前的办报模式。为了完善这一模式，他进一步明确了报纸的定位：时尚、实用，同时将报纸扩版为二十八个版，实行全彩色铜板纸印刷。版式设计更前卫、大气，从形式上实现了报纸定位上的真正转型。

　　不可否认，照此坚持，并不断完善，三、五年之后，《当代汽车报》在中国汽车行业时尚类报纸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萧德渊却得不到这样的培育期。尽管发行量又逐渐上升至近3万余份，广告收入也达到每年100多万，但成本相比以前却高了许多。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在运行一年，不仅没有盈利，反而亏损额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盛管理层萌生了换人之意……

　　转眼间，第五任社长朱勤兵为《当代汽车报》效力也已两年有余，在版式的创新上，《当代汽车报》比以前大有进步。而后来，为尊重现实，报纸又进行了一番调整：将单一的报纸分解为《行业版》、《市场版》与《湖北地方版》，每个版风格不一，报纸又再次回到了定位混乱的迷茫时期——这是多年来报纸在定位上模糊不清、战略与战术不匹配、理想与现实脱节造成的恶果，这也导致一份原本可以生存并发展得很好的报纸，最终沦落为一份完全依赖公司补贴而生存的末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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