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贾政难题”的五大药方

　　吏手中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两个地方。一是信息，比如当年“户书”半世袭地掌握的“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肥瘦如何”这些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地方官和朝廷部委寸步难行；第二是处理信息的经验，就是作为“不传之秘”的公务诀窍、关键、要害。

　　在现在的企业管理上，很多人在研究“关键员工的管理”，其实也是这个吏带来的“贾政难题”。关键员工带来的难题很多，比如高管投奔竞争对手之后的竞争、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跟老板要挟、有能力的干部带亲信集体反水、创业元勋功高盖主、有野心的高管鸠占鹊巢反客为主。针对这些问题，其实药方不少，到书店一看，管理咨询的老师们会告诉你很多理论，比如学刘备摔孩子“情感留人”、针对绩效发奖金、按年资加薪、升职、期权、精神激励、把这个人兴趣爱好成为共同的东西、企业文化、保密协议，可是，这些药方基本上没有多大用处，治标不治本，最多顶个两三年的药效，到时候企业的费用成本上去了，病症又恢复了，甚至还更严重。

　　第一药方：省吏主义，化吏为民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问题出在吏上，索性将其省去，这是遇到“贾政难题”时的直觉本能反应，也是第一药方。

　　唐朝晚期的“牛李党争”中，“李党”首领李德裕力图整顿朝政，有句话叫“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这是一剂猛药，一般人不敢轻用，李德裕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官吏系统，最终仍难以力挽狂澜。

　　在企业管理史上，最激进的“省吏主义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创造的流水线，绝不仅仅是采用通用零件、标准化装配而已。流水线和标准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们把企业中的一个庞大阶层——吏——变得无足轻重了。一切都是标准的，吏的自由裁量权被压到最小程度，讨价还价、上下其手的机会大大减少，吏的活动空间一小，内部的交易费用自然大减，成本下降，效率大大提高。所谓扁平化问题，其实也是省吏主义，化吏为民的一种体现。

　　福特在他的自传中，津津乐道于对付企业里的吏。“在雇佣人们工作的过程中，最令人头痛的是，繁杂的组织及由此滋长的拖沓低效的办事程序。那种号称“组织天才”的人，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的工厂和企业均无组织，也没给任何职务附加特殊的职责，没有权力的继承和特权阶层，没有官衔和会议。我们只有精干的办事人员，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由于没有头衔及权力限制，任何一名员工可以找任何一个人。”

　　福特把企业的中间阶层视为天敌，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标准化的流水线，就是他的亲信班奈特领导的队伍——由退伍军人、出狱囚犯、打手们组成。他们的谈判工具就是拳头、棍棒和高压水龙头。当然，福特日薪5美元的高薪，使他们愿意忍受这一切。

　　可是，“贾政难题”并没有被消除，只是被延迟。由于对吏阶层的过度挤压，福特从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直到被看似官僚当道、吏员充斥的通用超越。福特二世只能引进“蓝血十杰”，改弦更张。没多久，福特又成了吏的安乐窝，重新遭遇“贾政难题”，让后来的艾科卡等创新者受困不已。

　　当年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之所以得到“中子弹杰克”的“美名”，正是指其推行省吏主义，大量消灭企业中的冗吏。可惜，大部分企业都只会用原子弹，不会用中子弹。一旦推行省吏主义，往往连吏带企业一起炸垮了，省吏主义应该慎行。

　　第二药方：重吏主义，化吏为官

　　如果吏实在难以省掉，不如试着使他们变成官，让他们摆脱使坏的动机。吏为什么总是使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官”，不是政权、企业的所有者。顾炎武也说过，“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既然官看不起他们，他们就索性放手追求眼前的利益。

　　化吏为官，让他们进入政权的统治阶层，变成企业的所有者，分享企业大局所能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现代企业激励机制的本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最充分地分享了这一成果，比如GOOGLE的员工，GOOGLE股票上市以后，公司周围的豪宅价格大涨。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喜欢用这招？因为互联网创业时的“本钱”太少，未来太不确定，对人才又太依赖。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在过年几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实行合伙制。为什么？投资银行业拼的就是人的关系、能力、信誉。再比如管理咨询业，麦肯锡的马文·鲍尔当年强行将自己的持股稀释，扩大麦肯锡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围，这是麦肯锡后来辉煌的重要原因。蒙牛的牛根生，创业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训，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邓九强、侯江斌、孙玉斌、邱连军、杨文俊、孙先红、卢俊、庞开泰、谢秋旭，他们都有股份。他们之所以肯放弃当时伊利的“高官厚禄”，来到前途未卜的蒙牛，除了关系、感情和“企业政治”这些软因素，股权的“硬因素”功不可没。

　　不过，激励机制有个悖论。它的覆盖范围越广，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份额越少，激励的效果就越弱。激励机制的极致，就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结果成了“大锅饭、大家拿”。

　　贾政当年就曾经为这个问题苦恼，荣国府、宁国府中的吏，全都沾着两府的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待遇其实并不低。可是，这个看起来不错的激励机制，无法解决“贾政难题”。连王熙凤、贾赦、贾琏、贾珍这些有大量股份的“高管”，都想着从公家拿到私囊，更不用说赖大、司棋、柳家嫂子这些吏了。

　　第三药方：吏吏相克

　　省吏主义的化吏为民，重吏主义的化吏为官，都只能在表面上给吏换件外套，无法改变它的内在。以毒攻毒，以吏克吏，或许是个办法。

　　通用汽车的斯隆，面对“贾政难题”，祭出了“委员会”这把尚方宝剑。他的办法是，在部门上面设置委员会，在委员会上再设置委员会……可是，今天委员会这个词，已经快成为官僚主义的代名词，于是，又有了卡洛斯·戈恩的CFT（跨功能小组），其实，不管戈恩承认与否，CFT和斯隆的委员会是一回事，都是为了解决“贾政难题”，逼着吏把信息、资源拿出来共享的权宜之计。

　　近几年最耀眼的企业明星卡洛斯·戈恩，因其拯救日产起死回生而扬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CFT。所谓CFT（Cross Function Team），就是跨功能小组。戈恩回忆说：“组建CFT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酝酿了很久，我曾和无数人反复讨论、协商过成立CFT的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单凭部门内部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部门与部门之间，职务与职务之间隐藏着一种未知的力量，它总是会使问题搁浅或隐藏起来。”

　　戈恩所说的“未知的力量”，其实是吏的利益、心态，就是“贾政难题”。不过，戈恩创建的CFT，从长期来看并不乐观。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官僚机构，也需要由无数的吏来操作，只是在戈恩的超人热情、能力之下，它的许多问题被掩盖、延迟了。但戈恩式的强人并不多见，可遇不可求，因此，CFT迟早也会沦为企业中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时候没准又要设置CFT的CFT。

　　第四药方：电脑代替人脑，化吏于无形

　　吏之所以麻烦，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太复杂。有没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变得头脑简单？很多企业进行思想教育，搞企业文化，狠斗私字一闪念，但是往往口水标语费了不少，见效不彰。只有一个技术手段，就是用电脑代替人脑。

　　原来是用人脑，现在改成用电脑，是一种大大的倒退，电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比人脑差得很远。那为什么大家还要花那么多的钱、费那么大的力，实施ERP、CRM这些管理软件？原因很简单，电脑软件虽然性能不如人脑，但是，电脑不会因为占有了信息而变成可恶的吏，软件没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追求，不知道胁事权以自重。弃人脑而转电脑，是一种“必要的代价”，是一种“为了进步的倒退”。

　　电脑的应用，实际上是把个人头脑中的经验、智慧、信息，变成“企业头脑（电脑）”中的公共经验、智慧、信息。比如戴尔，它的整个业务链很少受到吏的“人脑”干扰，阿梅里奥跑到联想当CEO了，它没有什么大的震动。哪怕走一个比阿梅里奥更大的官，也不会伤筋动骨。

　　然而，“贾政问题”并没有因此根治。原因有两个：一是电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毕竟有限，企业经营、经济管理是混沌现象，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席卷大地的风暴，一个士兵感冒，会输掉一场战争毁掉一个帝国。现在最强大的电脑，也无法应付这种混沌。

　　正是由于这种混沌，使得这场针对“贾政难题”的革命很不彻底，留下了太多的后门。依然是电脑由吏操纵、程序由吏设计、信息由吏输入、处理方式由吏选择，吏的地位并没有真正下降，甚至在某些企业还得到了加强。纵使贾政今日复生，面对用上电脑的李十儿们，估计还是无可奈何。

　　应急之方：先做吏，再当官

　　以上四条，都是从制度上想办法，重新盖房子，伤筋动骨。对于眼前的培养高级干部、培养年轻接班人来说，还有一个应急的法子，先做吏，再当官。要想当官，就得比吏还懂得吏。这个方面，可以参考一下古代的官制。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官制，是汉朝。我们不妨来看看汉朝的官，是如何产生的，为何汉朝的官比较能够“治吏”。

　　汉朝的国立大学叫“太学”，进了太学的，都是未来大汉集团公司的干部。这个干部储备学校，学生毕业时分成两等，甲等为郎，毕业后先在皇帝跟前当侍卫，等外面的官位有空缺时再派出去，按现在的说法，“留京”、进大单位；乙等的学生是吏，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家乡去做吏，等到在地方上表现好了，仍然有机会被推荐到中央，成为郎，再择机派出去当官。这个人先读太学、后来做吏，再到中央做郎，经过一番培训考察再派出去当官，这时候已经地方、中央的行政经验都极为丰富，一般的吏根本糊弄不了他了。汉朝的时候，有很多有名的吏，很多大官甚至宰相，都从吏升上去。这样的官，自然制得住手下的吏。

　　清朝的皇帝，公正地讲，综合素质比明朝高出太多。原因之一，是这些皇帝在年轻时，就被派出去“办差”，到地方上去办事，这比明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朱家子孙强多了。

　　每一个官，在做官之前，都必须做吏。在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但在管理学上，两点之间，往往直线最远。在企业里，想当官，必先做吏；想做好官，必须先做好吏。尤其是那些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们，自己年轻时多半有极为丰富的磨难和历练，所以对付这些吏能够得心应手。可是，他们如果想培养自己的儿子做第二代，接过自己的班，必须让接班人做吏，而且最好是在别人的企业做吏，否则接班之旅多半失败，清朝的皇帝，往往在登基之前派到地方上“办差”，也是这个道理。民营企业“第二代”想解答“贾政难题”，首先就得先放下贾政的架子，去体验“李十儿”们的生活。　　

　　范卫锋，出生于浙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郑华玲，出生于湖北，毕业于武汉大学。交流邮箱：fanweifengchina@yaho.com.cn，交流博客： http://spaces.ms.com/members/fanwe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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