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票号与工商企业的关系，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票号一蹶不振、全面没落的时代，正是民族工商业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发展时代。如果播种得当，票号本来应该在这一时期收获丰硕的果实。

　　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中，绝大多数银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凭着为工商业融资而发家。翻开每家投资银行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业家。然而，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为了博取利差，进行“北存南放”，但他们对工商业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号史专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山西以外的南方票号）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

　　票号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汇兑为其主业。第一家票号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它之所以在1824年左右转型为票号，也是因为大掌柜雷履泰从大量的异地汇款需求中，发现了这个商机。雷履泰是伟大的，配得上他70寿辰时平遥绅商送的“拔乎其萃”金匾。然而，票号的后人们，始终停留在雷履泰开创日升昌时的境界，他们应该说一句“抱愧雷履泰”。

　　尽管票号也做存贷款，然而，存贷款绝不是票号的特色，更不值得拿出来炫耀。在日升昌票号开业之前，早就已经有账局，账局正是以存款和工商业放款为主。1852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账局收账跑回山西，原先靠账局提供流动资金的北京市面，顿时一片萧条。这种只提供流动资金，在有动乱时一跑了之的作风，被后来的山西票号经理们很好地“继承”了。

　　相比之下，当年华尔街的摩根银行，在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时，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时，为市场提供了最珍贵的流动资金，客观上承担了“中央银行”的义务和责任。一个溜之大吉，一个独撑危局。两种风格、两种境界、两种魄力、已经预示了以后的两种命运。

　　战乱与票号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负面影响。山西票号的几次大发展，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于战乱。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出现，就和白莲教起义阻断运银道路有关。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北京运银子的道路也断了，票号因此取得了汇兑官款的大生意，原来的现银装鞘（鞘是运银的容器），改成了票号汇兑。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油水很大。尽管后来清政府曾经下旨禁止票号汇兑官款，然而，这道命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为了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清政府更是离不开票号汇兑。正是汇这些赔款，把票号的生意带上了巅峰。

　　对于票号来说，汇兑官款的手续费，只是好处之一；更大的好处在于，汇兑官款的时候，可以将汇兑的官款，借出去赚利息，这项收入带来的利润更大。那几年，滚滚而来的银子，叫东家和掌柜们数得手软，然而，他们忘了自己一直在悬崖边走钢丝，这种“聪明”的手法，正在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票号对外贷款的数量，一直超过存款数量的20%以上，而今天的银行，存贷比很少超过75%。票号它们不但将所有的存款都拿来放贷，而且还把汇兑的“在途款项”用来放贷，这也是它们对于汇兑官款看得如此之重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在华外资银行，纷纷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但山西票号凭着对自己经验、眼光的自信、出于对利润的贪婪渴求，坚持做信用贷款。这种运营模式的繁荣，无异于在军火库中举办篝火晚会，注定在狂欢中粉身碎骨。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在一片挤兑潮中纷纷倒闭，为以往的辉煌和聪明，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有人为山西票号辩解称，山西票号的失败，是因为其时运不济，遇上了内战引起的金融恐慌。乍一听此论有理，其实大谬不然。金融企业的运作，要害就在管理风险。任何一个金融企业的成长史上，都会遇上金融危机、战乱、不幸，那些寄希望于好运气、总想“有风驶尽帆”的企业，总是捱不过混沌的市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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