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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管理”批判的现实意义 其实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来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足以让一切矛盾的东西成为一个统一体。 “中国式管理”本身的虚幻性为其批评者也提出了批判目标不明确的难题。张羿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在浩瀚的“中国式管理”现象中，提炼出了“中国式管理”诸多不合理因素，并加归纳和评论。批判只是个态度，这些文章本身证明了张羿中国管理研究的成果。惟有爱之深，才批判得越深，张先生本身对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比其批判对象也许更加深入。 “批判”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太提倡的，因为会伤了和气。就算是“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和批判者也往往是朋友关系。因此，共同来探讨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对中国企业管理本身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完美主义者从来都是把企业搞得一团糟，在管理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深刻了解恰恰是批判中国式管理的前提条件。批判永远是促进进步的思维方式，多些批判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1、矛盾的伦理原则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原则的，也是最没有原则的；最讲信用的，也最没有信用的；最讲礼义的，也最不讲礼的。对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往往就是“和稀泥”。比如当你对某位贪官很气愤时，有人会说：“人家也有难处，你在那个位置也好不了多少”；可当你在另个时候说这位贪官能悔过自新时，同一个人又会说：“那是表演给人看的”。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同情贪官呢还是痛恨贪官。 我们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当你表达即便是相当正确的观点时，如果言词激动一点，人们会说你太极端了。正因为这种不极端的思想，中国人是最具有原谅心的人，比如每次打完大仗，总能宽待敌人，就象对日本人。因此，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绝对的是非界限的。 不走极端的处世原则，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道德上的矛盾。比如韩信受跨下之辱，被称为忍辱负重，其实当时，他可能就是怕挨打而已，他怎么知道将来自己一定是大将军呢？这叫做：“留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我们传统教育男儿，“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究竟那种精神是中国式管理所崇尚的呢？ 中国还有个字叫“痞”，这个字本来是贬义的，但如果用在但同样的行为对不同的人伦理评价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痞子”可能要算是刘邦了，要命时连女儿也被推下车，夺天下后又诛杀功臣，这个“痞”其实也成了后世治国之经典了。市井小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水浒中的镇关西、蒋门神之类，被鲁智深、武松给杀了，人们拍手称快。 不过仔细想想也可以看出一点规律来，那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比如李隆基霸占了儿媳，还专有白居易的《长恨歌”》，洪升的《长生殿》来歌颂，而西门庆那点事，虽也有《金瓶梅》描述，却被国人所不齿。 中国式的管理其实一直就是在矛盾的伦理之中。把这种矛盾的伦理观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比如中国有句话讲“不能任人唯亲”，同样还有句话“举贤不避亲”。中国任何一个管理上说法都有一对立的经典之句。反正是话都让中国人说完了。所以中国式的管理要说与西方管理相背离，也说不上，因为，中国式的管理信条中包含了现代所有的管理原则。 矛盾的伦理赋与了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们太多的思想武器，想干什么都行。比如不想付钱了，学学诸葛亮占荆州就行。由于在中国的商业界，“痞”、“厚”、“黑”也就成了精明能干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建立在这种矛盾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中国式管理伦理，显然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商业伦理道德不一样的。看似包容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实则为中国制造了没有任何规则的土壤。建立在这些矛盾的伦理观上的中国式管理，也就演变成了一个为管理者个人服务的最佳的思想武器了。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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