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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鼎足天下的中国人的“华人风险投资教父”--徐大麟 在环球风险投资业界,有这样一位从理论物理学转而研究应用科学、从高科技研发跳槽到风险投资领域的“变形金刚”。他,就是一生两次转行竟能两次成功的“华人风险投资教父”,美国汉鼎亚太风险投资有限公司(H&Q Asia Pacific)董事长——徐大麟。 徐大麟以四十不惑的沉稳颖智和果敢干练,经过21载的东拼西杀和南征北战,以世界同行难以望其项背的风险投资实践经验,把美国汉鼎亚太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发展壮大为亚太区风险投资的“无敌旗舰”——拥有10大分公司,下辖102名员工,管理总金额高达21亿美元的19个国际风险基金。徐大麟本人,也由于超凡的远见和过人的魄力,除主理美国汉鼎亚太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事宜外,还先后出任了美国哈德威公司(Headway)董事长、美国OAK公司董事、美国GRIC公司董事、台湾信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中华先进涂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汉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台湾英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众多职务。 正是由于徐大麟那火中取栗的独特投资理念,才一举赢取了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著名杂志——《Redherring》的青睐,不惜篇幅于2001年发表了长达6000字的人物专访,夸奖其为“亚洲的约翰·道尔(John Doerr)——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正是由于徐大麟那刀尖独舞的精妙运营绝技,才获得了全球知名财经杂志——《财富》的看好,于2006年2月将其评选为全美前25名最佳科技风险投资家(25 TopTech Dealmakers)的第18名,形容其为“投资中芯半导体亚太地区投资老手,并将韩国的早安证券投资案由3000万变成了2亿美元。”一向淡薄名利、专注事业的徐大麟,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财富》杂志的排名榜后,荣辱不惊地一笑了之——“上排名榜没好处,反而有压力吧。面对压力,我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 从理论到应用 “总能射中两三只鸟” 从研发到投资 “与金钱为伍很过瘾” 徐大麟,1943年出生于重庆,祖籍山东高密,1947年4岁时随父母来到台湾安家落户。20世纪50年代,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天大喜讯,使得台湾社会各界倍受鼓舞,迅即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好学生都应该学物理,将来去拿诺贝尔奖。”正是在这种舆论氛围的感染下,18岁风华正茂的徐大麟金榜题名,于1961年满怀抱负走进了台湾大学物理系,以求早日实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生美梦。谁知,一步入神秘莫测的物理学殿堂,徐大麟顿时傻了眼了,那晦涩难懂的原理、不好记忆的定律、推导繁琐的公式让人头痛不已。至此,徐大麟才深深感知心血来潮选择专业的几分盲目性——“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是需要天分的。在物理学领域,能钓到的大鱼非常少,有好几个经验丰富的渔夫已经坐在鱼塘旁边了。而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小学生,想用鱼杆钓到一条鱼是很困难的。”虽说选错了专业入错了门,但作为堂堂男子汉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正是抱着这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坚定信念,不言放弃的徐大麟硬着头皮苦学了4年,终于获得了台湾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好不容易飞出了理论科学的枯燥樊笼,徐大麟很快就迷上了比“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科学更接近社会生活实际的应用科学——“学习应用科学,就像在深山老林里打猎。虽说你的枪法不好,可能打不到大的猎物,但是总能射中两三只鸟吧。”就这样,在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吴大猷的举荐下,徐大麟获得了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工学院的奖学金,以22岁的闯劲和毅力远渡重洋出国留学,经过两个年头的“夜点明灯下苦心”,于1966年获得了电子物理学硕士学位。尝到应用科学无尽甜头的徐大麟再接再厉,“吾将上下而求索”地继续深造3年,于1970年获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波克利分校的电机工程博士学位。时至今日,每当回味起果敢干练的求学转向,徐大麟总是感慨良多——“回首求学转向往事,我发现自己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经历,对我主宰风险投资公司有极大的帮助。” 学富五车之后,徐大麟并未涉足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学者教授行当,反而满怀搏击商界大潮的雄心壮志,无怨无悔地行走在“学者型企业家”的漫漫长路上。带着电机工程博士学位的过人优势,徐大麟以27岁的沉稳干练走进了美国Allied Chemical公司,充当起材料研究中心研究员,一干就是三个年头,最后却因对老板口无遮拦——“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比你做的好”,而在三十而立之年被炒鱿鱼,不得不为年轻冲动付出了惨重代价。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徐大麟以自己的博学多才,很快便得到了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Laboratories)CEO的青睐,成为IBM研究室的一员。在随后十二载的艰辛拼搏过程中,徐大麟凭借华人独有的聪慧和勤劳,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在担纲磁记忆和光记忆研究部门主管的日子里,徐大麟率领80多位博士全力攻关,研发出了对电子产业影响深远、当今全球硬碟机均需使用的高科技产品——磁力发电阻力磁头(Magnetic Resistive Head)。就这样,到了1985年,徐大麟已脱胎换骨为IBM研究部门资深经理,摇身一变为IBM研究实验室里职位最高的华人。按常理来说,已经42岁且事业顺风顺舟的男人,理应以不惑之年的老道来守成。谁知,徐大麟却偏偏不信“40不跳槽”这个邪,不顾IBM总裁的一再挽留和亲朋好友的百般劝阻,艺高人胆大地从IBM跳槽到享誉美国硅谷的美国汉博奎斯特风险投资有限公司(Hambrecht &Quist Group),劲头十足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征战。徐大麟之所以从科技研发转向风险投资,皆在于他对金钱价值的全新认识——“30多年前,我初来美国时,花了5美元在洛杉矶住店,这在台湾可以吃好多碗牛肉面呀,真是太贵了!我很早就来到了硅谷,在那里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除了拥有技术外,资本在中间起着决定的作用。在美国,好的科技也集中由商界开拓。这启发了我,要发展科技,一定要从企业开始。在硅谷、在台湾,我积累了几十年的人际关系,而且我发现自己对数字、对金钱的观念还算好。因此,能够让我完完全全把一切所有都用上的职业,除了做一个风险投资家,别无它途。”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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