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安石与司马光都只能做到“行方”，不能做到“思圆”　　

　　看王安石变法这一段历史，有两个鲜明的印象：

　　一是宋朝皇帝对知识分子足够尊重，不仅不杀他们，而且在内心深处把他们当成老师。这些文化名人如果落在隋炀帝杨广手里，或者汉高帝刘邦手里，其命运必然大为叵测；

　　二是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实际当上了宰相，比如王安石、司马光，有的并没有当上宰相，但一律给人一种“业余宰相”的感觉。本书前文曾经说过，唐朝大诗人李白就是有名的“业余宰相”，当然北宋朝儒家知识分子的“业余程度”要比李白好很多。李白只是一个诗人，而且是浪漫主义诗人，带几分“仙气”。北宋知识分子多文学大师、史学大师、哲学大师，但不管是什么大师，宰相实际上别有人选。把他们跟中国历史上的名相管仲、萧何、诸葛亮相比，他们在宰相这个职位上的表现差得太多。虽然王安石多少还有点看不起诸葛亮，但作为宰相来说，王安石比诸葛亮差远了。

　　反对王安石当宰相的人，基本上有一条共通的理由，就是王安石做一个翰林学士，做皇帝的顾问非常合适，但做处理实际政治的宰相，尤其是领导变革的宰相，则不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不仅对王安石成立，对司马光也成立。司马光后来当了宰相，但很快去世了，因此司马光当宰相的政绩不太好评价，但就其上台之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全部推翻的“牛”劲、偏执劲来说，也不是能够“顺四时，理阴阳”（西汉宰相陈平语）的宰相气度。至于苏轼这些人，更不是做宰相的料。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尊为皇太后、宋哲宗尊为太皇太后）任用司马光（元佑时期）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名赵煦，幼年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法”不是煎饼，可以正过来烙，再反过来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糊味”。《中国通史》评价说：“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佑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弱。”　　

　　《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揭示了组织变革的五种悖论：

　　¡ 积极的变革需要稳定的基础

　　¡ 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

　　¡ 致力于企业文化的变革，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

　　¡ 真正的授权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 不破不立　　

　　能够把握悖论，把握矛盾，是“思圆”的重要标志。拿“思圆”跟“行方”对比，“思圆”更难；当然，“行方”也大不易，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场。如果不以“行方”作为底子，“思圆”只是一种圆滑，一种小机灵；如果不以“思圆”作为底子，“行方”只是一种偏执——“一根筋”，对组织福祉就不能发挥大的功效。

　　王安石、司马光，有那样高的才能，又有那样高的道德声望，他们都真正做到了“德才兼备”，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实在有限，这就非常可惜！他们，还有北宋的包公、明朝的海瑞，都足以明垂青史，让后人学习，但他们的现实功业也都同样微薄。

　　“行方”有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行方”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尺度上展开，王安石、司马光是一个层次；包公、海瑞是另一个层次；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中的主人公则是最普通人的层次。

　　其实，中国人应该比西方人更容易理解什么叫悖论。悖论不就是阴阳平衡的一种浅近的形式吗？西汉陈平说宰相的职责是“理阴阳，顺四时”，“理阴阳”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阴阳平衡，而“思圆”则是领导人心志模式的基础。

　　可以用太极图来解释普华永道揭示的五种悖论。比如第二个悖论：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企业是一个整体，是“林”（宏观）；企业的员工是个体，是“树”（微观），“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也等同于强调“见树又见林”，企业家既要看到整个企业，又要关注企业中的个人。

　　关注个人有一个极端的视角，就是文学。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每一个人都是无限丰富的个体。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对白。女主角简对罗彻斯特说：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会使你难于离开我！就象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站在上帝面前！　　

　　我觉得，只有在文学层次上关注个人，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消费者、员工、或者竞争对手。爱情、亲情、友情、同事之情都是强烈的感情，收拾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谈情说爱，刚到狭北的毛泽东写给张学良的信跟“情书”也差不了多少。

　　可以把“见树”（关注个人）看作是阳，“见林”（关注企业）看作是阴，在每一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天才的太极图中，阴阳本来就是动态平衡的，而且两条阴阳鱼的眼睛更表示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西方人没有太极图，因此普华永道用“陀螺”来对悖论作象征性的解释，是多么肤浅啊！倒是书中引用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凯尔伽德的话有点意思，他说：“悖论是思想者热情的源泉，没有悖论的思想就像没有感觉的爱人，是毫无价值的平庸之人。”

　　“阴阳平衡”的思想是最核心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国人所讲“道”的精华。　　

　　主要参考书目：

　　1.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5年8月

　　2.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

　　3.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

　　4.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

　　5. 《宋朝诸臣奏议》，[宋]赵汝愚编，上海古藉出版社

　　6. 《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普华永道变革整合小组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9月

　　7. 《帝国政界往事》，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2004-9-1

　　节选自作者新著《蝴蝶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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