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挺进纽约华尔街

　　如果说奔赴纽约华尔街是战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后落户到了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则纯属战术上的偶然。

　　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三：看广告寄简历，找猎头公司，朋友引荐。根据统计数据，这其中以第一种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试想，一个招聘广告，会吸引成百上千个应征者，要想在这浩瀚的人堆里脱颖而出，岂不是大海捞针，茫茫无期？而第三种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为如果有内应的话，公司对征召人员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征召应聘过程中令人头疼的繁文缛节。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奖金激励制度，凡为公司找到一个需要的人才，奖金一千或两千美元不等。我当时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对华尔街的工作运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赖的主要是猎头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请的这种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猎头公司帮助物色。当然，猎头公司的报酬也不菲，一般为所雇员工几个月的收入。所以，猎头公司也相当积极卖命，力促般配成交。

　　待我金融知识的佛脚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点底气，便开始小试身手，斗胆地向华尔街挺进，同公司进行面谈，万里长征总得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个学习摸索过程，看看自己迈向金融市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惨败而归，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起初自然是碰壁连连。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对自己也没有过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处之，说一句“whatever！”(管它呢)。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整旗鼓，再接再厉。

　　归纳起来，我当时有几大弱势，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经验。华尔街的公司大都势利实用，雇了员工就要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误。而我尽管有自以为是的理论功底、计量工具，别人看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当了教授，肯定觉得我脑子还听使唤。但我对具体产品的定价营销、市场规范等一无所知，不可能马上上手操作。一个公司若雇了我，还得花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培训，让我熟悉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steep learning curve”(很陡的学习曲线)，要从零状态突飞猛进到专家熟手状态，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他们情愿保守一点，雇个已经在市场上跌爬滚打过的员工。记得当时同一家大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部门面谈，感觉还不错，几轮都谈下来了，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干过几年，从其他银行跳槽来的候选人。

　　我没有实际经验，这是事实，但每个人都有这个从无到有的突破，都要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多零的突破，说明了总会有公司愿意招募新人，培养新手，愿意“放长线钓大鱼”，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总体贡献上，我只不过是要找到这种公司、这种部门而已。同时，我也对自己有所要求，多对市场做些了解，来弥补缺陷。

　　另外一些弱势包括我来自加拿大，而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者。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自我唯上，容易将加拿大的人物、事物边缘化，不屑一顾。其实，加拿大几所品牌大学的教育还是非常严谨苛刻的，它们总在用美国一流学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标准、严要求看齐，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关心培养。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恶补了很多知识，增强了能力，树立起在北美这个社会里生存和发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当时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对学生要求甚严，尤其是在数量统计方面，上课全用数字符号论述，很少文字表达，不习惯的像是在听天方夜谭。我经常说，这个经济学学位，不亚于物理学学位，啃下来不容易。更何况，它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呢！难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国，是否会有如此扎扎实实的长进，是否会在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是否会轻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样，现在别人的偏见歧视，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我只有以后在工作上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在寻找工作和同别人的交谈中，也要学会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比如，我知道自己不能做衍生证券的模型师，那些工作需要极度深奥的数学微分积分方程知识，一般都是数学、物理博士的拿手好戏，他们看微分积分方程符号，就像看文字一般从容自如。而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现在即便是提着灯笼，都赶不上。能读懂数字符号，了解个所以然和之所以然，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无从谈起对模型进行修改、建树和创新了。

　　另外，我也不喜欢做需要花大量时间编写模型程序的工作。这类工作，在各种数理模型盛行的华尔街，有着大量的需求，需要专业人士将模型做具体实施运用。但向这类工作方向发展，基本上意味着自己还要去学习新的程序语言，而这通常又是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长项。我可以去学一点语言，看懂程序，但不喜欢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写语言程序上，觉得不够“金融”。同时，我也不愿意去银行再当个经济学家，来回讨论一些宏观经济变量。

　　我可以而且喜欢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上述的住房抵押债券，我对风险管理很感兴趣，包括市场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这些方面，需要很多市场知识和统计学技能，把各种产品进行归纳总结、量化分析。我对基金管理也很感兴趣，它对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知识有很高要求，我会学有所用。基金管理是属于前台业务部门，亏损盈利，立竿见影，应该会比较兴奋刺激。我并且认定基金管理，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基金的基金，或其他五花八门的名称，将是金融业里发展最快的行当。因为它类似金融产业内部的中介机构，虽然不参与金融产品的研发定制，但随着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它将起着重要的分门别类、量体裁衣、专款专用等促进资金最合理分配的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公司对学校出来的学究也还是有不少成见的：其一，认为他们不谙人间事理，清高孤傲，乐于批判，而不善于团结上下级和同事；其二，认为他们只注重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理论模型上的完美精致，而不顾实际操作运用的可行性、短平快等。

　　这种成见不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因为学校的环境和要求与公司的氛围大不相同。学校里是一个扁平型组织结构(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没有那么多头头脑脑，上上下下，每个教授就像是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专心致志做好自己一摊事，系里事务由一大堆委员会统筹规划，系主任也主要是充当召集人、协调员的角色，而非握有生杀大权的老板。所以，当教授的人际关系颇为简单，只要做好学问教好学生便可，脑子里不需要紧绷一根处理好上级下级、老板同事关系的弦。相反，教授的脑子里老得要紧绷一根批判的弦，反问诘问别人的说法、做法，这样，自己的文章理论才能标新立异，才能有发表的可能。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若习惯成自然带到公司来的话，便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众矢之的。

　　公司是一个层级型组织结构(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上下等级，壁垒森严。上级有他的指令，下级有他的服从。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团队协调配合精神。所以，批判指责型作风，不利于团结，反而会众叛亲离，欲速则不达。自然，公司有强烈的务实性，做的东西不求精致完美，但求成效快、回报大。所以，学究在公司的氛围里，会遭受文化冲击，需要及时妥协调整，以适合新形式、新环境的要求。

　　至于说我是女性，是亚裔，这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就业机会呢？我没有亲身感受到对女性、对亚裔的歧视。现在美国人学乖了，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的社会呼声和法律纠纷上，他们最起码在公开场合上表现得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上正确)，言谈举止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我倒是当面听说了他们对加拿大人的歧视，瞧不起加拿大的毕业生。不管怎样，偏见和歧视总是显性、隐性地存在，不可否认。重要的是不要让它过多妨碍你的工作和生活。我是凭本事吃饭，自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别人也是看了我的履历才同我交谈，谈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在华尔街工作的亚裔女性不乏其数，说明她们总还能破除偏见，争得一席之地。

　　按照华尔街过来人的说法，凭我的履历，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只是迟早的事。有不如我条件的，也照样得到容纳。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市场浩瀚深广，聚集了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聚集了金融界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错落有致，适合各类人才各种背景。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只要你有点才能，华尔街便能有你用武之地，你便能找到niche(合适位置)。所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华尔街是智力的竞技场，才能的演绎厅，只要有才能，便能找到买家，受到青睐。而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则更是趋之若鹜，希望得到更高的提升。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各种各样背景的都有，我属于科班出身，其他的专业更是五花八门。公司有时候干脆就把面谈变成智力测验了，看看你的脑袋瓜子是否聪颖敏捷，而不只是在乎你的学历学位。

　　经历过几次挫折，开始知道自己的长处短项，认识的纽约朋友逐渐多起来，学会了怎样同面谈者对答如流，接下来的路似乎越走越宽，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推荐我去美联储的纽约联储面谈的时候，我感觉已是水到渠成了。

　　4. 应聘纽约联储

　　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执行着维护美国经济的三大重要职能。除了举世瞩目、叱咤风云的货币利率调节政策外，同样重要却不如货币政策那般光彩耀人的，是它监督管理银行的经营运作和提供维持金融机构间支付清算的两大职能。

　　美联储除了总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设在华盛顿外，在全国划分成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独立性非常强，称自己为独立的银行，而非美联储分行或分部。除了12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外，全国还设有25个分行(branches)，属这些区域性储备银行管辖。这样就组成了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由坐落在华盛顿的总部总体协调管理。总部最重要的职责是操作国家的货币和信贷，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其他两项职能—— 银行监管和支付清算—— 则下放到各个储备区，由它们独立管理操作(附录A“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详细介绍了美联储的功能和职责)。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系统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储备银行。它负责第二个储备区，管辖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大中型商业银行、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外国银行分行和办事处。它坐落在曼哈顿下城(downtown)金融区，同纽约证券交易所、华尔街仅百步之遥；世界金融中心建筑群、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群也都在10分钟步行之内；摩根、大通、高盛财团、德意志财团、纽约商品交易所等大楼也都云集左右；俨然身处金融活动中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纽约另一大金融聚集点为曼哈顿中城(midtown)，那里有花旗集团总部、大通银行总部、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瑞士、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几家大银行。但因为中城也是纽约的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媒体、百老汇、博物馆、领馆、餐馆密集的地方，所以凸显不出金融的唯我独尊。

　　在执行美联储的三大职能上，纽约联储向来起着无与伦比、马首是瞻的桥头堡作用。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利率的上调下降，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买卖政府债券来得以具体操纵落实；财政部发行国债，也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上传下达，最后行销世界各地；纽约联储所承担的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1万亿美元，占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8万亿美元的60％以上；证券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2万亿美元，超过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3万亿美元的90％。这说明了纽约联储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纽约联储及美联储带来可观收益。

　　在银行监管的政策和操作上，纽约联储更是具有无上的发言权和权威性，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可分割。小小的曼哈顿岛上，聚集着成百上千家国内外、大中小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囊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人才，气象万千，日新月异。在这里监管银行，自然而然有其信息的制高点；通过曼哈顿，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除此之外，银行业对监管方针政策提出的挑战，大都从这里开始；要建立规范，树立标准，也基本上从这里开始着手调研。难怪纽约联储当之无愧地成为总部及其他联储银行和监管机构经常取经烧香的“大雄宝殿”。纽约联储的总裁，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 12名有资格投票的常任会员之一。纽约联储的前任总裁William McDonough还兼任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位于瑞士巴塞尔，充当着国家间中央银行的职责，在制定国际间统一的银行监管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头目，都多多少少在BIS担任要职(有关BIS的政策、组织、协定，下一章有详细介绍)。

　　有趣的是，纽约联储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存库。在它主楼的地下室，大约五个楼层之下，储存有价值900亿美元的金砖，这些金砖并非美国政府或机构所有(美国政府的金砖藏匿于美国内地的肯塔基州)，而从属于外国政府、中央银行，或其他组织机构。纽约联储只是为这些金砖提供无偿托管。这些金砖绝大部分是“二战”时从欧洲运来的，为了躲避战乱，而到美国这个“西线无战事”的世外桃源寻找栖身之地。纽约联储的这个黄金储存库对外开放，大众可以免费进入参观。好莱坞电影“Die Hard 3”讲的就是一帮匪徒跑到纽约来抢劫这个金库的故事。　　

　　除了这个黄金库，纽约联储还有一个系统的博物馆，可供游客免费参观，或者作为学生研究课题的资料来源。陈列介绍的资料包括：美联储系统的历史和概要、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信贷的乘数效应、美联储的三大职责等。博物馆内有架计算机终端，可以用来模拟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美联储主席如何决定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图表，说明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如何在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机构之间周转。有一排透明的玻璃展柜，并排陈列真假美钞，教人辨认。还有一个硕大的骆驼标本站在那里，起初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原来它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评级有关，评级的缩写为CAMELS，意即“骆驼”(第五章会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参观者还可以拿到一个纪念品，是美联储用碾碎的旧美钞做成的镇纸。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纪念品可供购买。

　　我去面谈的是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bank supervision department)，共两三百号人，负责对第二储备区内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外加分析研究、政策制定等。

　　当时的银行监管部有五大分部：其中四大分部各自负责一组银行，大、中、小搭配，从事常规的银行检查工作；另一大分部称为咨询和技术服务部(advisory and technical services，ATS)，百号人不到，由在华尔街声名卓著的Christine Cumming领导。ATS主要由一些特别行动小组组成，为银行监管的大部队提供专业性强的检查服务。比如，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银行Y2K(2000年)的转型工作。当1999年向2000年过渡的时候，商业银行的一些陈旧的计算机系统有可能在数字进位的时候出错，将1999向2000的过渡算成是99向00的过渡，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除此之外，ATS还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检查银行落实反洗钱的状况，还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ATS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几人大组—— 银行分析组(bank analysis)，专门从事银行监管政策的调研和制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联系密切。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起草、修改、反复审议，该小组也显示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的组织结构和变迁，第六章有详细陈述)。

　　具体说来，约我面谈的是ATS手下的风险评估组(risk assessment unit)，专门从事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进行评估和审查，主要是针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中涉及数量模型的部分。

　　华尔街金融产品日新月异。新潮产品，诸如衍生证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都多多少少涉及数理知识， 有时甚至相当深奥。与之相伴，针对这种产品的风险管理也数理化、统计化，依赖模型来模拟实际情况。风险管理模型已成为银行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各个小组、部门，甚至整个机构，都设有各种风险指标，并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风险评估、监控，来决定风险管理的深度、广度。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纽约联储，自然也要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配置相应的监管人员，对银行模型的合理性，及围绕着模型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进行有效的审核和检查。

　　风险评估组聚集了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队伍中对新潮产品比较熟悉，数理统计知识比较扎实的检查员。他们喜欢称自己为“特别行动队”(squad)，以表明自己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以及对时代新潮流的领悟。尽管如此，“特动队”的成员，大部分还是经济、管理或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其数理统计功底与实际工作需要依然差一截。要知道，被管辖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都是由数理统计博士发展演绎出来的，要能同他们平等对话，看懂他们的写作，非得在这专业方面多跌爬滚打几年不可。ATS也意识到有这一断层，在必要的时候，就向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research department)借人借时间，冠之以这是研究部门对银行监管部的客户服务。

　　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集聚了三四十名美国头牌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其中有几位能文能武、既懂金融又懂数理的骁勇战将，便成为银行监管的掌上明珠，经常被借调来参加各种活动。但这些研究员同时又要承担繁重的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任务，在已经疲于奔命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心一意地为监管部门服务。针对这种情况，ATS开始绕过传统的招收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生的模式，除了明里暗里鼓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另辟新就，跳槽到监管部门外，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商业界学术界，广开门路，物色有坚实数量背景的人才，物色业界通称的quants(定量分析师)。

　　我的简历，就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被递到了他们面前。万事俱备，只欠面谈。接下来的事情便出奇地简单。风险评估组的主管Kevin安排我进行第一轮面谈，主要是向我介绍纽约联储、银行监管、ATS和风险评估组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问问我的职业意向，是否对银行监管感兴趣，是否对风险管理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会说“yes，我很感兴趣”。的确，我很感兴趣。我是一张白纸，需要填空，而风险管理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向往的起跑点，兴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美妙的事业画卷。尽管我对金融产品还不那么了解，对市场运作懵懵懂懂，但对风险管理的概念还是深刻领悟的，知道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模型的假设算法等。再则，美联储很神秘、很独特，令人无限向往，望而生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不去经历经历，见识见识！

　　Kevin在纽约联储已有多年经历，三十多岁，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他是典型的美联储系统培养出来的银行监管人员：从本科直接招收进了美联储系统，再经过几年联储的系统培训，取得银行监管的认证，然后扶摇直上，当上了风险评估组的主管，手下有四五个精兵强将。他看上去是那种实在牢靠的管理者形象，上通下达，满口银行监管人员的术语。在北美，上下左右称呼一般都直呼其名，简便易行。纽约联储的上上下下，都称总裁William McDonough为Bill(William的简称为Bill)。我也早就入乡随俗，习惯这种方式了。

　　在这次面谈中，Kevin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据说这就是面谈容易程度的风向标。一般公司面谈，都是考核性质的，考官问问题，应征者回答。不能说多了，免得留下碎嘴的嫌疑；不能说少了，“闷棍”不利于同事间交流合作；更不能说错了，被抓住辫子。一般公司面谈，本着“假设你有罪，而你要证明自己无辜”的原则(presumed guilty，until proved innocent)，都要派上几拨人员对应征者狂轰滥炸，看他如何招架，只要你露出蛛丝马迹，便前功尽弃。而只有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知道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者，才能最后脱颖而出。所以，Kevin说的比我要多，说明他不是在考我，而只是想了解我，有个沟通。

　　接下来，Kevin安排我去见研究部的一个经济学家，是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那种能文能武、骁勇善战的主。我想Kevin是想让他来好好考考我的真实功底。但两个经济学家对话，“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同他解释我做过的研究课题及我的志向，不用多费口舌，他便清楚了我的底细。接下来，我们花很多时间谈别的事。他对我投身金融界报以赞同；他对近年来经济学原则、理论，入侵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拍手称快；他向我介绍了他协助银行监管做的项目，说华尔街可以把风险模型做到非常艰深细腻的地步，譬如，计量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ARCH，GARCH模型，不单被搬到需要精密计算的产品定价模型上，还被搬到了线条比较粗犷的风险管理模型上。到最后，也是他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

　　两周后的第二轮面谈晋级到高一层领导班子：Christine Cumming和风险评估组的前任主管Brian。在Christine的办公室里，我同Brian先谈。他在纽约联储口碑甚好，是公认的好领导，也是Christine一手提拔起来的，原先在银行界呆过多年。他也没有考我，没有问任何棘手的问题。倒是他提了一个要求让我觉得很诧异，他说：“希望你在纽约联储，最起码待够两年。”因为我有个适应工作的过程，他们也有培训我的职责，他不希望我“风华正茂”的时候，便立马跳槽，另谋高就。我也老老实实地说：“我觉得很惊讶，这个要求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是从学校出来的，教授们在学校里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

　　等Christine进来的时候，只见她满面春风，看来她是得到Brian的OK了。Christine在纽约华尔街大名鼎鼎，她经常在各种大会上代表美联储作报告，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政策的权威发言人物。她手下的银行分析组，如前所述，随着巴塞尔一系列协议的起草、修改和审议，显示出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

　　在见到Christine之前，本想她会是那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人物。华尔街这样的女总管比比皆是，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是通病，好像非如此表现便不符合女总管的标准。所以，在我知道要同她面谈时，心里发怵、生怕会在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下，兵败如山倒。岂料第一轮礼节性招呼打过之后，她给我的印象是异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让我容易放松戒备。她看起来有四十岁出头，梳着简单的金黄色短发，穿着毛衣长裙，而非西装革履。她说话声音不高，但语气坚定铿锵，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她倒是测试了我不少对市场和信用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数理认识，我也是有备而来，毫不含糊地做了恰当的回答。

　　Christine Cumming的亲和作风是她一贯的行事和管理原则，她强调大家和睦和谐相处，目标是把工作做好。她同银行界的交流也是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共同管理控制风险，而非强制命令、高层施压。所以她甚得银行界欢迎，认为她是大权在握的监管机构内，少有的几个能同银行界对话，能懂银行业务的高层官员，所以还经常授予她奖牌、奖状。在我们面谈前，她刚获得国际风险专业人士协会(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GARP)授予的1997年“年度风险管理人物”(Risk Manager of the Year)的称号。她原本也是读经济学出身，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摩根银行工作过多年，然后十几年来就一直在纽约联储。她在纽约联储的职位不断升迁：当时她是ATS的主管，后又晋升为研究部的主管。自2004年2月，她更被提拔为纽约联储第一副总裁，相当于纽约联储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总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货币政策的12人会议上，若纽约联储总裁缺席，她便可替代总裁去投票。这是她事业的又一个新的制高点。

　　等到第三轮面谈的时候，对象已经是人力资源部(Human Resources)官员了。这说明我前面两个关卡已过，他们准备给我job offer(工作意向书)，接下来就是些事务性的程序操作了。

　　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一般都属于后勤部门，从事事务性的人员协调和统筹安排，诸如安排去学校招生、安排新人现场面谈、离职人员面谈、背景查询和落实医疗保险、养老金、假期等福利项目，但对人事没有取舍的决策权。人力资源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询问新人、旧人一些主管部门难以启齿或有利害冲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同主管有什么纠葛等。对新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前一个工作职位的工资是多少。有了这个数目，公司就有了价格底线，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大概花多少价钱可以买断你的劳动力。一般来说，换一个工作，工资有个20％~30％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算是升级跳槽，会让新雇员工高兴一阵子。除了工资外，人力资源部门还让你填一大堆表格，包括学历、工作经历、有无犯罪记录、有无非法活动，诸如吸毒、赌博。美联储不允许雇员参与任何性质的赌博活动；不能在工作时间喝酒，包括午餐；更不用说其他非法活动。他们做的背景核实(background check)一般都旷日持久，要持续一两个月。经过这样一番清查，想必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都历史清白，即便无功，但也无过。

　　我在加拿大做教授的四年期间，前三年的年薪都是52 000加元。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要精简支出，所以我们学校实行了三年工资冻结。第四年解冻后，加了1400加元。这些加元折合成美元才40 000多一点。而且，当经济学教授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加拿大政府财政亏空，经济学院招生不足，员工能不被精兵简政就已经不错的了。

　　想必Kevin看了我的工资数目定是觉得惨不忍睹—— 这还不如纽约一个硕士毕业生的起始薪金！难怪我为什么要跳槽了！但其实，我向来对钱不很看重。因为消费水准低，也没有时间吃喝玩乐，所以物质上欲望比较少，经济上盈余也就比较多。再说，我也向来没有觉得缺钱花。求学期间，一直有全额奖学金，除了做点轻描淡写的助教，夏天教点本科生的课，从来不需要外出打工挣钱。出国第一年，便有5000加元结余，是让我感觉最为富有的“万元户”的一段日子，毕竟与当时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因为工作比较刻苦认真，花很多时间在系里计算机房写文章，算程序(当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所有学业都在学校里完成)。计算机房对面办公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见我精神可嘉，便去一家基金会为我申请到近万元奖学金。这在上学期间算是天文数字，可以维持一年生计。

　　过了几天，Kevin的工作意向书就寄到了。担任银行检查员(bank examiner)，年薪6.5万美元。他同我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这份工作按常规有半年试用期(probation period)，转正后，有可能会重新考虑报酬待遇。纽约联储没有奖金之类额外收入，但有很好的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制度；有非常受人欢迎的弹性星期五制度(flexible Friday)，即平时每天多干一小时，每两周的一个星期五便可不用上班；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四周休假，几天的事假和病假，等等。另外，为避免有利害冲突的嫌疑，我不能同时在其他金融机构兼有工作或头衔；我如果持有美联储管辖的商业银行的股票，得马上清理掉；但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即便共同基金里含有辖内银行股票也无妨，因为个人对基金的资产选择鲜有控制能力；我可以在这些辖内银行开办普通意义上的支票存款账户，但买房子的抵押贷款不能出自这些银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基本上是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没觉得有什么需要争议要求的，还觉得这些规则条例蛮新奇，从未经历过。比如假期，在大学里是没有固定假期的，时间安排上非常机动。你可以整个暑期、周末都休息，游山玩水，也可以继续做研究、写文章、算程序。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尤其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青学者来说，更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管身在何处，脑子依然像上紧的发条，想问题，做文章。而在商业界，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似乎泾渭分明，周一至周五专注于工作，周末便放松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脑子就像开关一样，一开一关，张弛有致。总之，我现在就要去适应新的商业运转模式了。

　　“Welcome aboard”(欢迎加入)，这是纽约联储对我接受他们工作的回应。加入美联储，标志着我正式完成从学校向商界的转向，从经济学向金融业的转行，从加拿大多伦多向美国纽约的跨越。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我积极思索，梦想成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事在人为的真实体验！与其说过去走的路是约定俗成、按部就班，那么现在这条路则是自己通过观察、比较、思考，作出的理性选择，是离开自己非常熟悉的学院环境，冒失败风险所闯的一条新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需要不断挑战自己，激励自己，不安于现状，不故步自封，这样才会有惊喜和回报，才会有激情和成就感。

　　从此以后，我便早上背着公文包，从曼哈顿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公寓，坐两站地铁，来到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储，开始我每天的工作。地铁出口站为赫赫有名的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是曼哈顿的一大交通枢纽，五六条地铁都在这里相聚靠站，载人送人。地铁出口处并排有十多座扶手电梯，齐刷刷、轰隆隆，满载着五湖四海精英。这是纽约的一大景点，电视节目经常用此来体现纽约的朝气蓬勃，所向披靡。身临其境，每每总为这种磅礴壮观的现代文明气势所震撼。

　　我逐渐体会到，我第一次踏上曼哈顿所感受到的冲击震撼，其实来源于它的人的威力，人的气势，人的总体素质的不同寻常。曼哈顿聚集着世界上一流的人才精英，是全世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好战分子”云集荟萃的地方，是自认为有点本事想到这里来“淘金”发展，一试身手的智力、能力角斗场。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高度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聚宝岛”上，互相摩擦碰撞，争强好胜，难免不会产生沸腾呼啸的群体效应，难免不会散发弥漫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独特的气场氛围，让外来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那独特而奇妙的律动。也难怪，据统计资料随机抽样显示，外来旅游者在纽约游玩时，发心脏病的概率要高于在其他诸如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如果说纽约人因为冲锋陷阵发心脏病的几率高，还情有可原，但外来人心情愉悦到此一游，还得冒一定生命危险，岂不说明曼哈顿的奇妙诡谲，不同寻常？！　　

　　在这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世界里，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唯一的常数是变化)。既然“变化”是常量而无法改变，那就必须在“变化”中求生存，求发展，锻炼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或躲避 “变化”是行不通的，是落伍后退的代名词，迟早会贻误时机，自食其果。经历这场大变动后，我愈发体会到“变化”所能带来的生机和焕然一新，更能正面直视“变化”，欢迎“变化”，拥抱“变化”，甚至追逐“变化”。只有勇做“变化”的弄潮逐浪儿，才能获得个人情趣兴致、理想价值的最高实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卢菁，经济学博士。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后加盟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任高级银行检查员,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纽约投资银行分部担任过执行董事,目前为基金和银行担任专业项目顾问。

　　联系方式，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青，联系电话：010-62771903，MSN:tupyeqing@hotmai.com，电子邮件： yeqing505@26.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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