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一下叔孙通“制礼”的实施情况：　　

　　第二年，长乐宫（在今西安）落成，诸侯、群臣前来参加朝贺典礼。仪式在天亮前开始，谒者（皇家礼宾官）按次序将所有人员引入大殿，排列在东、西两个方向，侍卫官有的在殿下台阶两旁站立，有的排列在殿中，都手握兵器，竖立旗帜。

　　汉高帝刘邦乘坐辇车出来，众官员传呼警戒，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级（官员年薪级别）的官员依次序朝拜皇帝，无不震恐肃敬。到典礼仪式完毕，又置备正式酒宴。众官员陪坐的，都俯伏垂首，按官位高低给皇帝敬酒祝福。连敬九次，谒者宣告“宴饮结束”。御史（监察官）检查礼仪规则，凡遇不遵照礼仪规则的人就将他领出去。从朝贺典礼开始直到结束，没有出现大声喧哗、不合礼节的人。刘邦高兴地说：“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啊！”便授任叔孙通为太常（祭祀部长），赏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制礼”让刘邦找到了感觉，过了瘾。叔孙通自己也既升了官，又发了财。但1200年后的司马光就此提出严厉的批评：　　

　　礼的功能太大了！

　　用到个人身上，动与静就有了规范，行为就会完备无缺；

　　用到家事上，内与外就井然有别，九族之间就会和睦融洽；

　　用到乡里，长幼就有了伦理，风俗教化就会美好清明；

　　用到封国，君臣就尊卑有序，政令统治就会成功稳定；

　　用到天下，诸侯就归顺，法制就会整肃严明。

　　难道仅仅只是用在宴会仪式之上、门户庭院之间维持秩序吗？！

　　就汉高帝刘邦的明智通达来说，他可以聆听陆贾（著《新语》）关于“以文治巩固政权”的进言而加以称赞，目睹叔孙通所定尊崇君主的礼仪而发声慨叹，但是他所以终究不能与夏、商、周三代圣明君王并列，就错在他不肯学习啊。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得到大儒来辅佐他，他的功勋又怎会在这一步便止住了呢！

　　可惜啊，叔孙通的器度太小了！他不过是窃取了礼制中秕糠般无用的东西，借以依附时世、迎合风俗、求取宠幸罢了，这样便使先代君王所建立的礼制沦没，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令人沉痛吗？　　

　　司马光和叔孙通同是儒家学派人物。当然司马光以及同时代的苏东坡这些人都看不起叔孙通，戏称他为“死鬼”。就我来看，叔孙通所行者“小”，司马光所论者“大”；叔孙通操作性强，司马光理论性强；叔孙通务实，司马光务虚。

　　回到上述“中国智慧”的话题。如果我们对中国智慧仅仅作“叔孙通式”的理解和实践，那么我们只是撷取了中国智慧的“秕糠”，我们将看不到中国智慧“宏大与尊严”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对中国智慧仅仅作“司马光式”的景仰和赞叹，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智慧顶礼膜拜，但最终不得其门而入，只好“敬而远之”。　　

　　中国历史最丰富地展示了众多组织首先是成长，然后在残酷的竞争中进一步成长，有的“从优秀到卓越”，有的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成长”和“竞争”是本书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推本溯源，自有人类之创始，竞争即无处不在；而未有人类之前，动物界之竞争也早已有之；即使如植物界，尚有顶端优势之竞争规律。而成长和竞争除却“本能”之趋向外，和“战略”相结合，则是人类社会之大景观、大智慧、大创造。

　　2007年8月6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推出最新“全球品牌100强”榜单，可口可乐、微软、IBM、GE和诺基亚名列前5位。全球品牌100强中共有52个美国品牌，10个德国品牌，9个法国品牌，8个日本品牌，6个英国品牌，4个瑞士品牌，3个韩国品牌， 2个意大利品牌，2个荷兰品牌，芬兰、西班牙、百慕大和瑞典各有1个品牌。与往年一样，今年仍然没有中国品牌入围全球最佳品牌100强。

　　如今，各式榜单纷纭庞杂，时而掀起轩然大波。但“全球品牌100强”榜单对中国企业来说就像是一个遥远的梦。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有30年，造就能进入“全球品牌100强”的中国企业，是眼前一代企业家和下一代企业家的当然使命。时间在慢慢流逝，再过70年，中国新时期的市场经济将有100年的历史，但市场经济有100年的历史，并不一定能保证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百年企业”。“百年”是一个严重而悠远的时间跨度，它意味着囊括了几代人的人生。“百年企业”绝不等同于一次营销From EMKT.com.cn行为的成功，不同于一款必然速朽的产品较长时间的畅销，不同于一个企业所有者恰巧在人才市场邂逅了一个惺惺相惜的职业经理人，但所有这一切又是百年企业成功的关键节点和必要条件。

　　迈克尔·波特的研究至少给了我两点启示：

　　·按照西方的研究方法尽量清楚地界定研究的“边界”，否则有可能变成空泛的议论；

　　·要建立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型，否则有可能兑变成一个平淡无奇的讲历史故事的饶舌客。　　

　　同时我又认为迈克尔·波特有两点不足：

　　·“战略研究必须以历史经验为基础”（钮先钟《历史与战略》），而“竞争三部曲”对历史的考察显然较为稀薄；

　　·迈克尔·波特的模型只关注竞争的某一维度（产业），而对竞争战略所必需的其它要素视而不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把波特教授的模型称为“战略技术模型”。　　

　　综上所述，我的研究将遵循以下原则：

　　·从组织成长战略·竞争战略的视角来研读历史。中国虽然有非常发达的史学，但并没有专门的企业史。如果把企业看成是一种组织，而以组织成长和竞争作为研究的主体，那么中国历史典籍就有可能提供取之不尽的材料。

　　·建立“完整”的战略模型，包含施振荣先生讲到的价值观和软件建设等要素以及其它更多的内容。实际上，《孙子》十三篇中的第一篇《始计》一开始就提供了一个“五力模型”：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不过孙子是兵家，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宽广的视角。

　　·更多地把以上研究落实到现代企业的成长战略和竞争战略中去，但无需削足适履，智者自可心会。　　

　　高盛证券经济研究所《九十九号报告·2003年10月》预言：2050年，世界经济强权会剧烈洗牌，新六大经济体的面孔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国。中国在未来2年超过德国，在11年后超过日本，在2041年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台湾《商业周刊》2005.2.28-2005.3.6）　　

　　1986年，一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92岁生辰那天，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参见郭齐勇编撰：《钱穆先生小传》）　　

　　我“相信”高盛作出了准确无比的预言，而不仅仅是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

　　我更“相信”钱穆先生的最高信仰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要素。　　

　　丁千城先生，南京钧衡品牌与战略咨询机构首席顾问，致力于“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专著《蝶图腾：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销售与市场》战略版“历史与战略”专栏作家。电子邮件：d@brandsel.com，新浪博客：http://blog.sin.com.cn/1000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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