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作为“只是记录了这段故事”的《出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叙事的中立和公正。尽管作者宣称：“本书并非旨在还原达能与宗庆后的世纪商战，尽管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宗庆后才是唯一的主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出轨》又将是一种自“达娃事件”发生以来盲目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声援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出轨》对宗庆后“发家史”的描述只是点到为止的，着墨并不多，而且所提及的内容都是以“达娃事件”为主要脉络而铺陈开的。即使在评论娃哈哈与达能、宗庆后与范易谋等一系列“交战”，作者所持的立场也是尽量做到了不偏不倚，这包括对宗庆后动辄就用政府关系、或大肆渲染民族情绪等行为的批评和反对。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阅读《出轨》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1990年，当宗庆后顺利研制出针对儿童的营养口服液，并最终决定命名为“娃哈哈”的时候，他对“娃哈哈”进行了商标注册，随后，又对“娃娃哈”、“哈哈娃”、“哈娃娃”等十几种类似或相近商标的文字与图形做了系列防御性注册。从这个细节来看，说宗庆后没有商标、品牌观念或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是绝对不成立的。这与后来宗庆后所说落入了达能方面的“陷阱”（圈套），即在某一份《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约定的“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是没有太多说服力的。我们认为，即使退一万步讲，宗庆后不懂法，是法盲，但对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合同，宗庆后也不至于麻痹大意到连律师都没有审阅，就草草签名盖章了。所以，对《出轨》中有暗示但并没有挑明的意见我们表示认同，也就是说，宗庆后当年签订这样的合同，一定有自己的打算，只是后来他棋差一着，聪明反被聪明误，失了算而已。

　　在这一点上，吴晓波的《“受害者”宗庆后？》一文值得我们借鉴（该文被收录于《出轨》中）。吴晓波认为，娃哈哈当年选择达能，事出有因，关键是缺钱，而这笔因合资而引进的资本最终成了娃哈哈的“救命钱”，“有了那笔注资，宗庆后找到纯净水产品，才有了后来的‘奇迹’”。另外，娃哈哈与达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不正常。“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达能入主娃哈哈，居然没有做过尽职调查，甚至连娃哈哈的财务报表都没有经过核实。”根据吴晓波的描述，达能尽管有生产技术，但在产品经营上颇为无能，例如把乐百氏这么好的一个大企业硬是搞成了亏损。所以，也难怪宗庆后自与达能合作以来，始终有所不满、心有所图。如今，年过六十的他，到了去留的关键时刻，此次公然挑战达能，确实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种种迹象表明，宗庆后的诉求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自始至终，达能都没有大错。反倒是宗庆后有许多不地道、不厚道的做法。尽管他惯用的民族情绪的煽动一度让人们热血沸腾，爱国主义高涨，但冷静下来想想，凡事有因有果，早有注定。由于《出轨》帮助我们回顾了事件，梳理了脉络，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达娃事件”其实是一起事先张扬的阴谋，参与者并不仅是达能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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