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盛世危言　　

　　危局处理的逻辑起点在于居安思危，在日子红红火火的时候能认识到内生的巨大隐忧，这就是见识。

　　公元前174年，西汉政论家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发出强劲的盛世危言。他充满感情地议论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奏书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

　　贾谊是文学家，行文雄辩，接下来他说：“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这个比喻非常有力量，让人不安。

　　汉初文景之治、大唐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盛世。贾谊上《治安策》的时候，应该说西汉王朝正取得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如果不算儒家标榜的史迹模糊的夏商周的话）。西汉之前，是短命的秦帝国，再往前则根本没有全国大一统的政权。但贾谊的话说的很严重，要为之痛哭，要为之流涕，要为之大声叹息。贾谊好像完全漠视西汉的政治成就，像他这样夸大其辞暴露体制隐忧的人，要是别的皇帝肯定受不了，比如“天性不愿接受进谏”的隋炀帝，那是要掉脑袋的。但贾谊碰到的是汉文帝，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唯一配得上“仁”字的好皇帝。司马迁评价说：“汉兴，至孝文（帝）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岂不仁哉！”

　　中国是一个忧患意识非常强的民族。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说是中国人意识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种遗产。就商界来观察，忧患意识似乎是优秀企业家的共同基因。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请注意“永远”这个词。李建熙说“三星离破产永远只有一步之遥”，任正非说“华为的危机、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尹同耀说“奇瑞离破产只有18天”。据说张瑞敏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泰坦尼克号沉船模型，而日本拍摄了电影《日本沉没》。看历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时间观念，尤其是像《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史书，上下数百上千年，完全超越一个人直接的感知经验。我曾经参观过一家古生物研究所的展览，时间观念又受到很大的冲击，比如因电影《侏罗纪公园》为大家熟知的侏罗纪距今约2.08-1.44亿年，这是什么概念？挺恍惚的。如果时间足够足够长，作为岛国的日本完全有可能沉没，一个民族如果这么“务虚”地、想入非非地考虑问题，这个民族就给人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日本人真的够狠的。

　　从逻辑上来说，提前预警危机当然有助于危机的解决，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前制造业遭遇重创的时候，那些还能从容度日的企业大都在数年前即作好了过冬的准备，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冬天一定会来的。

　　西汉的体制隐忧使贾谊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在《治安策》中，贾谊明确要求削藩以巩固中央权力。他警告说，“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而“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一个人得了脚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趾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动作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趾发生病痛，全身都无法应付”。贾谊进而提出的削藩原则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具体办法是分割诸侯国的土地，订立制度，把目前的每一个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个小诸侯国，保证现在诸侯王的子孙后代都能按次序得到一份封地。实施细则包括，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诸侯国而诸侯王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有了子孙以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封君。为了消弥预料中的抵制，贾谊还小心翼翼地明确了一个要点，原属诸侯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朝廷都不贪图，以此显示朝廷的公心。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之鸿文，贾谊当时只有26岁。白寿彝《中国通史》上说：“贾谊所主张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即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和最后解决藩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我的理解来说，贾谊提示的战略原则是一种创新思维。从前的几百年，由春秋到战国再到秦帝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一直在相互兼并，诸侯王的数量越来越少，幸存的诸侯国实力则越来越强，大规模的兼并进程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结束。现在贾谊想走一个“逆行”的过程，把现有的大诸侯国越分越小，通过增加其数量来削夺其势力。假如就削藩的战略选择开一个脑力激荡会，我想不出有比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更好的主意。

　　汉文帝没有接受贾谊马上削藩的建言。在我想来，贾谊削藩的具体措施有待商榷。贾谊在实施细则中提到一种情况，有些诸侯王眼下子孙很少。对这种诸侯国的处理，如果急火火地先把它分成若干个小诸侯国，等到将来有了子孙再实际继承，看上去就很有一点削藩不成（诸侯国只是形式上被分割），徒然打草惊蛇的味道。终汉文帝一生，在削藩问题上没有实际的大动作，只是在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曾经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算是对贾谊《治安策》的呼应。客观上，汉文帝把削藩这一难题留给了他的子孙。　　

　　三、转型阵痛　　

　　贾谊《治安策》问世后20年，西汉体制上的“脚肿病”越来越严重，贾谊的盛世危言一步步坐实。其时汉文帝已逝世，汉景帝在位。公元前154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蕃策》，强烈要求削藩，矛头尤其指向吴王刘濞（刘邦之侄），因为吴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吴国首府在今天的江苏扬州，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直接铸钱。吴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不需要向老百姓收税，因此国家和百姓都很富裕。刘濞在吴国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因此有实力也敢于跟朝廷对抗。时间长了，大小摩擦多了，刘濞跟朝廷的嫌隙越来越深，多次假装有病不到中央朝见。晁错分析形势认为“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反，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反，祸害更大”。就人性和现实形势两方面考量，朝廷也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厉行削藩。

　　吴（首府扬州）、楚（首府徐州）、赵（首府邯郸）、菑川、济南、胶西、胶东（以上四国均在山东）七个诸侯国起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名，传檄各诸侯国，要求朝廷诛杀离间皇族骨肉亲情的“大奸臣”晁错。吴国是领头羊，声势浩大，一国之兵力即达到20万人。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汉景帝的预料，34岁的汉景帝着了慌，听信袁盎的计策，以为杀了晁错，七国就会撤兵。于是杀晁错，并灭其族，再向七国求和，但是七国不允许（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继续西进，目标直指首都长安。汉景帝匆忙命令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出任剿匪总司令，周亚夫正确实施了按兵不动，只是切断吴军粮草的军事战略。吴军一旦前进失利，后无粮草，即自行溃败。最后的结果是吴王被杀，楚王自杀，剩下的五国相继投降，西汉王朝在惊涛骇浪中平定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有其必然性，晁错只是形势的代言人。贾谊设想的完全和平的削藩战略有一点空想的成份。不管形式和实际进程如何规划设计，侵夺藩王即得利益的削藩战略不可能不遭遇激烈的反弹。清朝康熙皇帝削三藩也同样经历了惊心动魄血与火的洗礼。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历史前进的方向暧昧不明。

　　认识到危局必然到来是一回事，有能力积极谋划应对危局的战略是另一回事。在战略上应对危局是一回事，在战术上应对危局是另一回事。危局实际到来时扎硬寨、打硬仗，忍住转型的阵痛而求胜是对一个组织的巨大考验。战争是历史的节点。汉景帝虽然开始时窘迫到要向七国求和，但历史还是眷顾了他。

　　传说中危局一定会到来，虽然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显得非常遥远。危局的解决往往要流血，也可能演变成年深月久的创伤巨痛，比如晋帝国“八王之乱”导致绵延数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再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个阴影中缓过劲来，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直至五代十国小分裂时代。幸运的是七国之乱得到迅速平定，地方诸侯国势力大为消沉，西汉王朝受制于藩王的“脚肿病”急剧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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