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因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我们的电视、广播节目都办的非常差，收视率特别低。但在那一年4月份，局长跑遍全国很多的大专院校招聘了若干应届大学生，主要充实到采编部门和发射部门。我被安排进了专题部，以后才知道这个部门主要拉有偿专题和跑广告。不管那时候他是撑门面也好，捞资本也好，真想干点事也好，反正这批大学生为死气沉沉的广播电视局带来了太多的生机与活力，那一段时光现在依旧让人回味无穷。我们努力地做，拼命地做，目的是为了得到局长招聘时对我们的承诺。

　　但最后的结果是承诺没兑现，局长第二年调到了我们那个地级市任京剧团团长。新局长上任，我们的待遇更加泾渭分明，付出与回报明显失衡，我们不得不考虑跳槽了。

　　其实在此之前的3月份，“民间组织部” （ 我们对民间传说政府人员变动的调侃说法）就已经盛传局长要调动的意思，一部分有先见之明的兄弟发现前途无望提前选择了离开，我们宿舍6个人到局长调动时就去留各半。9月份我“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时候，只有一位兄弟独守空房了。

　　现在能回忆起来的那一帮子兄弟，有十几个，他们跳槽后大多数都去做业务了，那时候业务员相对是个新兴行业，工作还是比较好找的。现在，我还联系着的无非三五个——一个原因是时间就象筛子，把一些人慢慢地筛没了；另外一个是可能很多兄弟，包括我，又多次跳槽，联系方式不断变更而造成了遗忘。但记忆深处的因跳槽而产生和留下的感觉一直历历在目，十几个兄弟的名字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11年前跳槽的兄弟们，你们好吗？！

　　“跳”的最早的是段勇，清清瘦瘦的陕西小伙子，我的地道的当地话他到临走还只能听懂60%。段勇坐火车到深圳，虽然深圳已经过了最“热”的时候，但他还是认为那个地方有他的梦，他说他先天应该是做业务的，而不应该是蹲机房调试设备的。我们送他上火车，看着他坚毅而决绝的离去的背影，我们的眼里都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以至于我们骑自行车回单位的时候，因走神而差点发生车祸。

　　很长时间没有段勇的消息，那时候的联络还必须依靠写信的方式。我们兄弟们在一起“吹”的时候，常常提到他，很为他的勇气而佩服的同时，也不由得为他担着心。有一天下乡采访归来，段勇的信来了，虽然那封信后来因几次搬家被我弄丢了，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一句话：“我已经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个单位，昨天到第四个报到；进了大门，我的第一想法是，马上离开这个单位！”晚上我把信拿给兄弟们看，大家仿佛都看到他在那人生地不熟的遥远的南方，一次又一次地应聘、跳槽，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们不能身临其境，但也能感知一二。晚上又要失眠了。

　　后来段勇在信里表达出来的境况一次比一次好，兄弟们替他高兴的时候，又有的兄弟蠢蠢欲动了，接下来张元峰走了，投奔段勇去了深圳。段勇选择做业务员还是非常让人容易接受的，他性格外向，人活，会说；但张元峰我们认为却好象不太具备业务员的素质，学理工的，相当内向。适不适合人家自己心里有数，他也走得义无反顾。

　　张元峰跳槽大约20天以后，我收到他的来信，工作上的事好象故意避开不谈，说法很模糊。信中让我帮他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他没带走的衣服邮寄过去。说实话，他那些衣服真的让人无法恭维，如果说不够邮费钱吧，有点夸张，但也确实多不到哪去。这件“非常重要”的事，让我看到了张元峰在那边的实际情况。

　　邮寄时记忆犹新的一个故事：那几天我们电视台正在播放“张三丰”系列的电视节目，我走火入魔似的把“张元峰”写成了“张元丰”而毫无察觉，很多年以后无意中翻出回执单来看见了，我才哑然失笑。

　　不过三四封信以后，我与段勇和张元峰都失去了联系，虽然我跳槽以后给他们都写信告知了。估计那两位兄弟又已经跳走了，也有可能混得不怎么样。11年失去联系了，二位还在频繁地跳槽吗？都快40岁了，也应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了！

　　现在失去联系的还有一位叫田培文，也是陕西人。他当时应聘的是广播电视局下面一个实体单位“日月灯具厂”的营销From EMKT.com.cn经理，应该说各方面待遇都不错。他不但在岗位上优哉游哉了一年多，而且在灯具厂里找了一个家是东北的对象，半年后就租房结婚了，也算暂时在我们当地安家落户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新局长上任没多久就把实体撤了。确切地说，田培文不能算是跳槽，说是下岗也不恰当，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那段经历。他赋闲后开了一家快餐店，只雇了一个厨师，我们大家都去帮忙当服务生，不过终究不善经营，很快就夭折了。田培文也在8月份很悲壮地南下去了广州，加入了营销大军的行列。

　　对于田培文的现状，我想应该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他很能吃苦、很肯钻研、很会做人做事，但愿他已经有了一个美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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