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法家的法治，强调制度规章的重要性。强调“法”“术”“势”相结合。

　　“法”：在于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使下属都能够明确知道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什么行为是制度不允许的。

　 “术”：在于有效管理下属和团队的策略和手段。　　

　 “势”：在于建立领导的权威，和纪律的威慑。让下属们能够知道，纪律不能触碰，规矩不能违反。如果说“德”强调一种亲近感，那么“法”则旨在建立一种畏惧感。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　

　　韩非还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根本否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彼得•德鲁克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所以它永远应当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而我作为管理咨询者所领悟到的神学，要远远超过先前受过的宗教教育。”这不应理解为仅仅谈美国企业（那里大量员工都是教徒），而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判断。　

　　在道德哲学的层面，国学坚持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做人、为政的大原则。这些大原则凝聚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教诲。这实则也是在阐述一种最为朴素的人性，管理是对人的管理，那么对人性的把握就不应当被管理者所忽略。　

　　国学从儒家道德的主轴延伸出极丰富的实践智慧，它们所讲述的东西绝对是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不是空洞的道理或其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也不仅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要一再追问、反复定义的，属于终极哲理的问题。尽管有不求功利的一面，但中国智慧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讨论坚持形而上的大原则前提下，如何排除困难、顺利进取，取得形而下的成功。国学是一门探讨好人如何办好事的学问。　

　　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一个例子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侯法家的地位都是空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后来被一度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但是遗憾的是，秦始皇把有儒家心肠的人都埋到坑里去了，因此，这个朝代比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都要更短。

　　老子说的也许是对的，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应当像煮小鱼一样，不能随意去搅扰它（否则小鱼就残碎了，可能也不会好吃）。但是，如果随便把鱼儿扔到锅里不去管它，肯定好吃不了。把鱼烧好的关键肯定不在于不去动它，而是要放置适当的作料，把握火候，在合适的时间用锅铲翻那么几下。李聃虽然四体不勤，但是还不至于不懂烧鱼的道理，他的意思大概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员工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但是实际上，你又无处不在，这就是无形的文化的力量。

　　往事悠悠，回顾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历史上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所以，儒家成了国家的学说，成为国学。我在此不想为其他学说平反，平心而论，到了现代社会，国学仍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在有些地方，国学重新登堂入室，估计国家教育部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们研究国学，绝不是简单地要孩子们穿汉服，背论语。要把握一个思想的内核才是问题关键，我们如果掌握了儒家的思想真谛，又何妨披着一层法家的外衣呢？

　　不能否认，由于人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管理理论都有其片面性，包括我们的国学在内，因此，有理由认为，如果能将上述思想进行辩证的融合，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不断否定，与时俱进，才是最科学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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