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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30年:中国如何当老大? 7 上页:第 1 页 创新土壤 在刚刚揭晓的2009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上,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折桂。此前,已有7位美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当人们为华裔科学家获奖而高兴时,中国籍科学家至今仍无缘诺贝尔奖,不免让人感叹。 新一轮的“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大讨论沸沸扬扬,其实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是科技创新机制和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江泽民曾精辟而深刻的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诺贝尔奖是一个缩影,也是最好的镜子。反射出我们在观念、教育体制、科技创新机制等方面的软肋和不足。 我们的近邻日本,至2008年已有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三大科学奖,与奥地利同列第9位,另有不少美国籍日裔科学家获奖。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黄色人种的亚洲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不比白色人种的欧美人逊色。 既然民族和人种方面没问题,以中国人的勤奋好学,人口又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为什么就不能取得被诺贝尔奖的评委承认的科学成就?把各种可能的原因一一列出来,列在第一位的,恐怕要算是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的问题了。 正如学者洪振快所言,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制度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度能否以知识为本,体现对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尊重,制度能否以人为本,体现对科学家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尊重,使科学家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摆脱行政权力的支配,都将是看不见却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软动力”。在这方面,如果科技制度不能根本变革,我们离诺奖只会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正是一语中的。 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居世界首位,在世界财富500强中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它成为一个创新性国家,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比其他人聪明,而是因为美国社会允许错误,鼓励创新,把错误看作是学习的机会,欢迎失败者从头再来。 以《竞争优势》一书闻名于世的迈克尔•波特在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所发布的《竞争力指数》中不无骄傲的写道:“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将偏爱那些欢迎不同文化、吸纳多样化思想以图创新的国家。不同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融合,学术、创新、艺术和前沿思想的繁荣将大大推动它的发展。这些概念都是美国的长处和我们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概念为美国所独有。” 事实上,这段话写给未来之中国,再贴切不过。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正来源于此。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中国思想文化的具体体现。下一个三十年,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国要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必须也一定会朝这样的路径走下去。 约翰•奈斯比特也精辟的指出,“西方是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成为一个创新性国家,正是中国未来三十年最大的战略目标之一。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目标。并着重强调,中国将: 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提高; 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立与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但中国别无选择。中国必须培育创新型国家的土壤,建立一切适用于创新的思想、机制、体系和制度保障,最大程度的调动全民创造力,吸纳、整合全球资源和智慧,塑造国家竞争力,打造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 把中国从世界工厂改造为世界创新实验室。 为此,我斗胆建议国家设立“国家创新委员会”和“国家科技创新基金”。小国家大创新的芬兰正是这么做的。TekES(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和Sitra(芬兰科技创新基金会)是芬兰创新型国家的两大源动力。 中国品牌 几年前,原商务部长薄熙来“10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感慨,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人的自尊和感情。如果说那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不得不的选择的话,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怎么抉择? 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低谷期,中国制造的弊端和劣势日益凸显。目前,众多中国企业库存加大、产能过剩不堪一击?为什么中国在资源、环境、低价劳动力等方面付出很多,分享的财富却寥寥无几?道理很简单,中国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我们的软实力不够,缺乏品牌价值,一直在做“搬运工”。一方面顶着经济威胁的帽子和种种指责,一方面还在做搬运工。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两难处境。 中国仍缺席世界百佳品牌排行榜。在《商业周刊》2009全球百佳品牌榜上美国占据半壁江上,成为当之无愧的品牌强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有170万个品牌,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名牌,而在世界排行榜上中国无一入选。这是中国品牌的悲哀。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中国品牌所创造的价值占GDP的20%,而相比照的,美国品牌所创造的价值占GDP的60%。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统计,国际知名品牌在全球品牌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而目前参与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额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足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寿命和教育三项指标,刚刚发布的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大陆在全球人类发展排行榜上列第92位,虽与上一年相比上升7位,但仍居中下等水平,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就是现状和差距。冰火两重天。 出路只有一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坚定不移地进行产业升级、发展自主品牌,走价值创造之路,否则我们永远没有话语权。华为、联想、海尔、李宁、百度、阿里巴巴、王老吉、青啤、双汇、三一重工、波司登等,之所以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正是因为拥有了品牌的力量。 全球经济危机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也提供了很好的战略升级契机。国家内需战略的启动,更为中国企业创品牌打开了更大的一扇门。 古普塔在《称雄全球之路》中,坚定的认为,全球只有中国和印度能同时带来足以改变世界游戏规则和格局的四大因素:1、为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超大消费市场;2、为公司大幅消减全球成本提供平台;3、为推进公司的全球科技创新基地提供平台;4、为出类拔萃的国际竞争者的崛起提供跳板。 这正是中国市场的“达芬奇密码”!也是世界上所有主流经济体和品牌,在寒冬中压缩全球经营、唯独钟情中国市场的真正原因。中国正由全球最制造中心变成世界消费中心和创新实验场。中国是撬动世界的支点和枢纽。这是中国企业最好最大的生存和发展之源。也是我辈之大幸。 正如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所言,“中国有13亿人这样一个大市场,一定可以培育出一大批中国品牌,使中国品牌在国际竞争市场里做强做大。” 我唯一要补充的是,中国正处于经济升级、产业升级、市场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关键历史时期,很多领域都蕴含着建立品牌帝国的战略性机遇。 未来10年,中国制造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企业的经营导向必须实现从产品、渠道、终端、资本等硬实力向企业家精神、品牌核心价值、运营体系和价值整合传播的战略层面的转移。这不仅仅关乎企业的成败得失,也关乎中国制造的价值和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中国经济地位和软实力的提升。 而企业家则是承载这一历史使命的“法定人选”。 1987年,彼得•德鲁克发表了他著名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他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企业和企业家正成为美国经济成长的动力之源,“企业家经济”的出现,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富希望的事情。现在,中国也走入了同样的时代。 企业家的理念和精神是第一位的。在我看来,做品牌,应该成为每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企业家的至爱和痴迷,不仅仅是为了财富、霸权和野心,更为了尊严、理想和改变未来的力量。 我比较认同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的观点,未来的中国企业家,必须是品牌战略型企业家。一定是坚持品牌驱动下的企业发展战略,让无形带动有形,以精神财富创造物质财富。 伟大的品牌,实际上是一座永动时钟,创造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前进。从“搬运工”到“永动时钟”,是一个伟大的跨越,需要伟大的观念、文化和机制。 一位企业家曾说:“如果再过五年、十年,在国际大舞台上仍没有我们的位置,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失职!” 我要说,如果再过五年、十年,在中国这片伟大的土地上还没有产生足够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品牌,那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失职,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哀! 日本经济和品牌的腾飞始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韩国经济和品牌的腾飞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现在,是中国时间了。 彼得•德鲁克说,每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企业,必定有人作出过远大的决策。 现在,是我们作出“远大的决策”的时候了。 第 1 2 页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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