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透明度、均一性与公允性　

　　湖南挂网最大的争议性在于规则缺乏透明度，缺乏清晰可依的议价规则和有效告知，导致企业对游戏规则尚未了解就已纷纷出局。　　

　　同样对于县级医院挂网价格是否采集作为省级挂网参考价格依据同样存在规则前后不统一的致命问题。目前重庆等地区均已采集安徽等地县级医院挂网价格联动调整本地入市价格。这对当初在县级挂网以地板价盲目中标的企业不啻是秋后算账，悔之当初。而如果没有不带入省标的承诺，众多企业也不会断然前仆后继参与大面积低价中标的县级医院挂网。　　

　　药品招标采购最大的问题一是招不等于采，不像医院设备招标，只要中标这个单子明白无误是属于你的（但如果价格压低到地板价，失去运作空间，企业同样必死无疑）。而药品招标仅仅是取得了具备进入医院销售资格的船票，用药环节的选择标准恰好与招标环节的要求完全相反。每个病种病人数量是随机的，医院没有义务承诺使用量，完全看病源情况和企业自身工作情况。如果完全量价挂钩，由于病源情况是随机的，要么不够用，要么用不完，也会出现浪费或不足。根据使用量定计划的方式对销量成熟的老产品更为有利，实际上产品只有上规模后才有降价基础。而对于新产品来说缺乏公允性，对新品销售极为不利。　　

　　其二，很多地区侧重比较降幅，而非直接价格。即使价格最低，入围资格并不一定属于你。颇有些本末倒置。招标规则本身就在淘汰低价产品。　　

　　其三则是强制降价，降幅已远远超过企业维持正常经营的成本底线。就象茅台，虽然举国上下尽人皆知，也必须通过市场推广和渠道营销才能将产品卖出去。茅台的定价中已包含品牌价值和上述营销推广成本，不能要求国粹仅仅按瓶子+标签+粮食+水的直观成本来定价。医药企业研发费用、营销费用、GMP和固定资产投入、人力和管理成本都需在产品转化过程中一一摊销，俨然已成企业和产品所不得不背负的四大金刚，沉重而只能如影随形。　　

　　与其靠行政指令强制要求企业降价，不如完善降价之后如何确保企业得到优先使用权和销量保障等利益保障。让企业心甘情愿地降价，没有心理负担地降价。但必须为企业经营设定安全的成本底线，确保医药行业和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不能将医药行业发展用降价牌无情扼杀。　　

　　二次议价需严加推敲，严格审计　

　　二次议价是更大的以药养医，野蛮强制杀价，但从企业盘剥的高额返利却并未让利于民，反而成了医院的小金库。医疗机构一手从国家拿补助，一手上调各项医疗费用，与此同时又和医药企业吃拿卡要，摊派远远高于医药加成的高额让利，政策设计重叠失当，偏离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更加快医保资源的消耗速度，造成国家、民众、患者多重损失。而价格联动政策又将导致企业一旦接受某一地区的二次议价，全国挂网价格均将被大幅度拉低。　　

　　就政策补偿来说，取消加成，国家已给部分补助，医疗机构也已通过上调医事服务费、增加检验费、耗材费等方式弥补药品收入损失，后续还将上调手术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如果用二次议价来弥补全部加成损失，也仅需定在15%，没有理由高达20-50%。同时必须停止一切国家补贴和费用上涨。

　　但公立医疗机构需要更多靠政府投入，而不应该靠医药企业养活医疗机构，否则只有虚高的产品能够在二次议价中活得滋润潇洒，医疗机构只能越来越倾向于商业化逐利行为，药品价格和医疗费用只能越来越高。如果国家投入加允许医院上调医事服务费，实际资金缺口不足5%，二次议价上限也只应定在5%。如果继续上调其他医疗费用，则应完全取消二次议价。没有一个行业的经营可以不靠自身开源节流，而是把手伸向国家、下游产业和本应是衣食父母的广大患者。医疗机构的市场服务定位和机制如果不转变，仍按国企的管理方式，就真成了饱受诟病的医老大，看病难、看病贵只能难上加难，贵上加贵。而备受煎熬的则是下游医药行业。　　

　　就象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各种智能机器人和检测设备日新月异，但都不能取代医生的作用一样，全天下的好医生同样不能脱离好药品，仅仅靠精湛的医术、先进的设备行医问诊，普济天下。药品也是医生救死扶伤的有力武器和亲密战友。在药改的寒风越来越猛烈，医疗费用却越来越高的今天，也需仔细对各项政策进行梳理，贴近市场，拾遗补缺，共同将改善民众医疗负担与满意度落到实处。　　

　　审批难、上市难、销售难、挂网难无一不在增大企业时间成本和待摊成本，一些轻资产科研机构原本可以通过委托加工降低产品成本，由于必须投资建厂，待摊成本同样压力山大。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减轻民众负担。

　　欢迎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邮件： pharm_consult@s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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