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关系的“管理修炼”

　　在管子的思想中有一条，是说如果一个人上升到一个超出了他的智慧所能驾驭的权威位置，那么他和他所管理的人都会遭殃。这样的思想告诉我们，当你拥有一定的权力之后，你应该在管理中关注内外部的关系，并且继续修炼你的智慧，以适应这种权威的需要。管子认为，对于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是管理活动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管子不赞成管理者对被管理者采取硬性制服的方针，而主张以善德服人，争取人心的归服。《管子》中的《小问》篇中记载着这样一段管仲与齐桓公的著名对话：齐桓公想要战胜人民，使人民屈服，向管仲询问良方，管仲则回答说，要想战胜人民，其实很简单，可以让官吏书录刑律，谁能揭发有罪者就予以赏赐，经常审查并严行诛杀，这样人民就被制服了。但这种君胜民的眼光是“小道”的狭窄眼光，不是创霸所需的“大道”胸襟。靠强制方式来制服人民，显然不是通行天下、图霸列国之“大道”。结果就只能使人民害怕而不亲近国君，这样很快就会殃及自身。虽能制服民众，但不会长久。

　　齐桓公所说的“胜民”就是要制服民众，使其就范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显然是一种硬性粗暴的管理。管仲则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不能只考虑一时的安定，一时的治理，“行天下之大道”不能采用“胜民”之说，而是要用善意去滋养人，以身作则，用美德去增进他人的教养，采用一种软性人文的管理，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这才是君王领导者的大道。另外，作为齐国宰相，管仲常提醒部属：管理者在管理行为中决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视民如草芥，而应以诚示人，以情化人，以善养人，这样的管理才是得人心的管理。

　　他还还根据每个管理位置的不同而列举了领导人应当慎重处理的几个问题：一是虽然有较好的品德但是仁爱人民并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不可能让他掌握实施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利。二是对待贤能缺乏谦恭忍让精神的人，不可能让他占据尊贵的职位。三是当必须实施刑罚时，遭遇亲贵便回避姑息的人，不可委任他统帅军队。四是不热心于农业生产，不重视开发地利而忽视赋税收入的人，就不能让他治理一城一地。这是巩固国家的四件大事，是国家安危的根本。他认为每个管理位置都会有相应的德性和才干的要求，德称其位，才适其职，这样的管理结构才是合理的，反之，管理活动将陷入困境。

　　管理目标的“和谐共赢”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

　　管子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要想管理好国家，就必须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知道问题所在；而要知道问题所在，就要大兴调查之风，因为没有调查就掌握不了社会的真实情况。特殊的情况还得需要特殊的方法处理。

　　于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出发，在特定的背景下，管子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在天气还冷的时候，就修整土地，农时到来就耕耘播种。在降雨之前就铲除杂草，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干活。这时，农人脱下常服，头戴草笠，身披蓑衣，漏出发肤，一身泥水，竭尽四肢之力，从事农作。工匠们查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审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无不注意是否齐全和精致。这样，工匠们之间，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工艺水平。商贾们观察年景丰歉，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四时需要，注意本乡货物，预测市场价格。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品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

　　土、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刻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这些国家管理模式的问世，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见，管子追求的是建设和谐国家的远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相关国家管理的主张，是非常深邃的。作为春秋时期天空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管子的种种管理理念必将会给现代的管理者诸多启迪，进而使管理实施的幅度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与注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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