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要讲透，工具理性要做深

　　何况，长远来看，“丁是丁，卯是卯”，如果听任舆论一味误导，甚至听任褚时健神话(这个神话的核心就是储时健劳苦功高，功足抵过，翻盘能力强，有足够的创造性破坏式的企业家精神)一味洗脑，把情与理混为一谈，乃至该讲理的时候来讲情，甚至偷换概念(褚时健即企业家精神的代表?)，那么，本来混沌的社会很可能走向更加混沌。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当时那些对待褚时健的规则不合理。理由是相对于其在位玉溪红塔18年间为国家贡献的一千多亿元的利税，作为国企老总的褚时健的个人薪金实在是少得可怜：整整 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这与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严重不成比例。

　　诚然，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不符合人性规律，也不利于国进一步做强做大。甚至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褚时健的“出头”，客观上推动了国企老总激励约束机制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自此之后不久，更为合理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年薪制开始出现。这似乎也是在褚时健案例中，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正面意义。

　　但这种正面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值得放大。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即使有些规矩不合理，你不想遵守，也必须是在退出原来的位置后再来重新选择与站位，而不是一边高举红旗一边反红旗。这种左右逢源、长袖善舞行为，即使不能说是卑鄙奸诈，也应该算得上是乡愿萎琐。而如果我们把带有这种行为的人当作时代英雄、励志榜样来打造，会不会让人感觉有点沆瀣一气?

　　何况，在一个国家与个人、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边界并不太清晰的社会，到底怎么来界定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国家与社会中的历史功绩及其个人权利与享受边界，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在烟草这样一个类纸币(据悉苏联解体时由于法定纸币贬值得厉害，一些地区的民间市场甚至宁愿把香烟当作一种硬通货)、绝对垄断的领域，把一个建基于其上、同时又在烟叶等自然资源中占据得天独厚优势的企业，其为国家所作的税利贡献，过分归结于烟草公司老总个人能力与责任担当身上，至少需要多一些小心翼翼的求证。

　　毕竟，如果说褚时健确实为国家贡献了1000多亿利税，但其是在占有多少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国家资源的基础上创造的呢?这1000多亿的利税贡献中，红塔集团内外部其他员工、合作者的贡献权重，又应该怎么计算呢?如何来计算烟草本身的负外部性，以及褚时健因此给烟民、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甚至，当褚时健幸运地得到红塔集团老总位置，却还在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与贡献不对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还有多少只能埋没在工厂、民间或历史烟尘中的高手或有能力的下岗职工，连摸一下老总位置的机会都没有呢?等等，等等。

　　在这一点上，一位中国式阿米巴经营行者——广州柏明顿管理咨询集团首席顾问胡八一博士，似乎看得更为明白。“褚时健现象表面上是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制度与人性的冲突悲剧，实质上是中国人思想意识中阿米巴精神匮乏的悲剧。”胡八一认为，在阿米巴的理念中，健康的企业一定都要充分尊重个人权力，但个人权力的边界在哪里，需要一套类似中国式分算奖性的组织划分、权力下放与量化以及科学的激励约束制度创新来支持。否则，就像褚时健与红塔山一样，彼此关系按原来规则看本来很清晰，但由于规则不合时宜又不能进一步分算奖，让褚时健心态失衡，一步步越界犯规，进而让潜规则不断侵蚀着显规则，殃及自身。

　　“那些为褚时健毫无原则地唱挽歌的人，其实也是免死孤悲，表面上悲歌的是褚时健的个人遭遇，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人性弱点在开后路。只是人性弱点本身也需要限制，要不步子太大，就容易扯到蛋。”胡八一说，在阿米巴经营理念中，人性的两端其实都要不得。“阿米巴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本精神，这种精神尊重经济人，但更倡导社会人，主张追求个人利益部门的同时，一定要顾及好企业整体利益。如果不能在其间做好平衡，不能把自己人性弱点关进笼子里，赋予自己过多自由，却不能承担相应责任，很容易酿造悲剧。实际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还是民营企业进一步制度创新，都可以运用阿米巴思维来进行，只是阿米巴价值理性一定要讲透，阿米巴工具理性则一定要做深。”

　　饶润平：新闻学硕士，品牌传播专家，广州品牌视平线工作室主人，多个品牌策划传播获得全国性影响与荣誉。电子邮件>>: 651282047@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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