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须走向“法治”化，把大量的重复出现的事项，许多优秀的管理方法、经验以制度的形式定下来，变个人的智慧为集体的智慧，服务于各部门与广大员工。所以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认识问题，公司自上而下要达成共识，执行各项制度不仅不会降低效率增加劳动，反而可以使员工尤其是经理们在同样条件下大大提高效率，使之从原有琐碎的事物中解脱出来，降低其劳动强度与复杂度。

　　其次是制度贯彻执行的组织保证问题。公司各项制度（基本管理制度和一般管理制度）应由董事会或总裁发布执行，各级领导、部门经理在制度的贯彻执行中一定要起带头作用，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各级部门、领导、员工在执行中遇到问题时要做到一律先按制度执行，若认为制度不合理的，可及时向有关领导或有关部门反映，由有关部门考虑是否需要按规定程序进行修订。同时，为了使制度的实施和监督反馈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可按一定比例在各部门设置制度辅导员或审核员，并在各事业部分别设置一名总督导，总督导由总裁任命。从而构成从公司到各部门经理、总督导，到各制度辅导员再到公司全体员工的制度实施、监督、反馈体系。

　　三是人治与法治的平衡问题。制度的执行要讲究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法治的特点是它的原则性和刚性，要照章办事；而人治的特点是它的灵活性和可变性，根据人的主观意志做出抉择。人治与法治两者必须平衡，过分强调人治，会导致主观随意性，导致制度形同虚设，导致“老实人吃亏”现象，这正是许多管理问题的根源所在。而过分强调法治，有时会导致管理的僵化、死性，致使企业没有生机或活力。事实上，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原则性是灵活性必须考虑的前提，灵活性是原则性在管理实践中的一种创新。一方面，制度本身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要有粗有细。另一方面，制度的执行要有灵活性，正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实践中总结出一条可供参考的原则是“制度的执行要注重流程，但不拘泥于形式”。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的研究发现，海外华人的企业大都是企业家比企业有名，如企业家李嘉诚，但外国公司往往是企业比企业家更知名，如可口可乐，通用。这说明中国的文化历来崇尚个人魅力，重人不重制度，人治大于法治。华人企业是领袖中心型企业，而跨国公司是制度中心型企业。在西方，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一旦进入企业这个系统，每个人的能力被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有放大效应，管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套完善的制度、模式。而中国的企业则大不相同，中国企业的管理更多的是靠“能人”。因此，关于人治与法治的把握，对中国的企业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再者，是制度执行的手段问题。企业许多制度的执行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管理，如财务管理、合同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等等。一项管理工作从手工到计算机自动化管理需要员工更新观念，改变操作习惯，全员积极配合，协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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