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的角色必须重新明晰。现代经济学认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大致有三种：j强政府、弱企业；k强企业、弱政府；l强企业、强政府。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存在一个强力的宏观调控与管理监督的“手”——政府，同时存在一群生机勃勃的强势企业，在法律在程序下，政府依法对企业进行服务、监督。只有在这样的外部宏观条件下，企业的管理启蒙在可能有一个相对净化的环境。试想，在安然丑闻、WorldCom事件中，美国法院的处理和公众的反应表现出对于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一种怎样的尊崇与认同呢？又会对企业，特别是华尔街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二、正确的看待个人的作用。从一个层面而言，管理启蒙就是要破除对管理者的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一点对中国企业有着特殊的意义。90年代以来，强调企业家价值和作用有一个被片面扩大的倾向。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矫枉过正，受“一统就死，一放就活”的影响，政府在一段时间里从全面干预企业行为变成过于放任自流，并且误解为是对企业的激励；第二，80年初成就的一批企业家处于满足个人目标的需要，开始有意识的利用企业掌握的资源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价值造舆论，名为宣传企业品牌，实则为自己张目。表面上看，企业的管理越来越成熟，企业形象、企业文化都开始发达完善，其实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管理启蒙被扭曲并为进一步的启蒙和改革设置障碍，增加成本。（……）

　　三、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在现代企业理论里，一个学习性组织的建立，其结构必然是扁平化的。而这就必须对每一个个体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四、社会认同与中介服务。企业作为社会的组织，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具体历史条件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认识。消费者从毫无选择的权力到消费者主权与理性的日益回归；舆论对于像海尔、联想等中国标志性的知名企业的态度从盲目追捧到质疑和批判……这些都深刻的记录着中国社会对企业、对企业家、对管理的认知不断深化的履痕。这种成熟的社会认知必然会对企业界的管理启蒙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职业的独立的专门服务中介可以为企业的管理启蒙提供智力支持。

　　与此同时，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也存在着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契机。

　　第一，WTO后，中国企业也将逐步进入全球化管理的统一框架，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和遵循，将使得管理的基本理念深入人心。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很有可能主要的不在于游戏规则本身，不在于按统一的规则办事，而是在遵循这些游戏规则的过程里逐渐体会到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包括：公平、公正、公开，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以人为本、制度的人性化设计、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协调等管理理念。

　　第二，民营资本社会化过程加速，建立在明晰产权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体现着管理基本理念。近年来，许多原有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通过股权结构的调整进行了企业改制，一些在改革开放时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开始了转型。在这一条件下，倍受阵痛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必然会由于它的天然属性而选择管理制度的重建和管理理念的重塑。

　　第三，从合资企业中的外方管理制度中直接嫁接成为一种新的有效途径。正如在确立合资企业之初我们就意识到的，中外合资不仅仅能引进技术，还可以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从管理启蒙的角度来看，我们将从合资企业的管理制度中领会现代管理理念的精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戏称外资企业为中国管理人才的“黄埔军校”。

　　第四，新兴的管理职业教育，如MBA，EMBA等，应该侧重于基础管理理性的培养。现在管理界的一个热点就是MBA、EMBA教育的持续标高。这对于管理职业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管理职业教育必须从长远着眼，加大对于基础管理理性的培养。过多的重视对案例的研讨，容易让这个原本就习惯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真理的民族的精英分子们对个案的作用产生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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