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中国更好的体现这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精神了。

　　CHINA——这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敏感自尊心和13亿人口的东方古国，也许是跨国公司迄今所遇过的最困难的挑战。

　　用了10年时间，中国才真正给了他们入场券。又用了10年时间，“拓荒者”才最终确信自己的投资有利可图。

　　中国无疑是一个学费昂贵的课堂。跨国公司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自己的商业原则，掌握另一种“矛盾斗争”中的生存本领。他们不惜代价又精于算计，胆大包天又迂回小心，态度谦卑又适时强硬，回避政治又利用政治，他们一方面在适应，另一方面也在重塑中国的商业文化和游戏规则。直到最近，这种努力才终于见到成效。

　　在这十年中，跨国公司交替扮演着从反派到正面的各种角色。他们曾被看作资本主义魔鬼的化身，他们廉价获取了中国最优秀的头脑和最精壮的劳力，他们给中国人带来了消费主义和品牌惯性，他们生产的产品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他们投资设立的企业已经成为带领国内GDP成长的最重要力量，他们创造了一个被称为“白领”的社会主流阶层，他们成群聚集的地方形成了中国最发达的三个经济圈。今天中国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踪迹。

　　但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跨国公司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吸血鬼，他们只想盈利，仅此而已。”　

　　不过，一个市场驱动的、商业民主意识勃兴的现代社会也恰恰随之自然形成了。任何人在将来回顾历史的时候，都不能否认，跨国公司是中国转型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

　　1993年的春天，对于很多跨国公司而言，等得实在太久。

　　早在一年之前，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已经退休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进行了一趟不同寻常的南巡。他的沿途讲话在公开发表后引发了整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的热烈争论。毫无疑问，邓的声音代表了民意。中国的GDP在当年出现了高达14.2%的超高速增长。

　　等到第二年的早春三月，新一届“两会”的头等大事已经成了修改宪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动是“市场经济”入宪，“计划经济”淡出。

　　海内外的中国观察家们由此相信：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到来。

　　跨国公司很快得到了更明确的信息。9月，“北京·1993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西门子、巴斯夫、摩托罗拉等50多家跨国公司的代表和国务院、外经贸部的官员齐齐到场，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当天晚上，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邀请了其中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请。

　　1993年因此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这一年FDI（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突然放大，合同外资达到了1114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一倍。

　　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地梦想中国。最经典的表述出自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 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心动不如行动。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四家公司和五家工厂；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

　　当然，跨国公司的理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着障碍。即便在城市里，此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两三千元左右，面对着动辄能抵一两年工资的外国货，只有极少数人能把它们从免税店和高档商场弄回来。就连现在看来大众化的麦当劳，也是看热闹的人居多。“太贵了，我一月来吃一次都承受不起”，一个市民对采访他的《北京日报》记者说。

　　不过跨国公司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财大气粗的他们已经花了十年时间来观察这个市场。有一点他们确信无疑，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向往美好的物质生活。

　　跨国公司迫切希望在中国设立更多的工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产品降低到中国人买得起的水平。而那些中国工人在拿到更多的收入后，将成为他们产品的第一批国内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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