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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中国之道 1927年，当可口可乐首次在上海设厂时，这种深褐色的饮料就如同最初的“大哥大”电话的“尊贵”一样，实用性并不重要。作为一种“洋水”，它奇特的气味里散发着某种身份的象征，而不是为了解渴。随着十里洋场殖民时尚的蓬勃发展，1948年，可口可乐在上海的销量超过了100万箱，成为美国境外首个创下该记录的城市。然而，一年后，天安门前冉冉 升起的五星红旗向所有外来企业挥手作别，喝可口可乐也作为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一夜间在新中国销声匿迹。 1979年1月1日，是个值得让人纪念的日子。中美建交后，可口可乐随即宣布重返中国市场。 “当可口可乐宣布重返中国市场的第二天，我们就把可口可乐从香港用火车运来北京。‘反应迅速’从来都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伴随着两国外交风云而进行的这段“南水北调”的历史，使可口可乐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引以为豪。富之道 “可口可乐公司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是来一同创造财富的。”在可口可乐看来，这是它入选这次“中国最受尊敬的二十家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的整个系统是一个共富的哲学——一同创造财富，令所有可口可乐的系统成员都可以分享到财富创造的机会。”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外事总监李小筠说。 “共富”对于中国商人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早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生意人就会习惯用“大家发财，大家发财”的客气话来彼此寒暄。面对这个“知易行难”的理想，如何真正做到“大家发财”，可口可乐同样给我们带来某种模式般的启发。在全球各地，无论是分销商、装瓶厂，还是从事货运、瓶子生产的人们都是可口可乐的“共富”伙伴，从1981年北京建立第一个装瓶厂开始至今，可口可乐通过与太古集团、嘉里集团和中粮集团的长期合作，在中国建立了24家装瓶公司和30家装瓶厂。几乎每个装瓶厂都成为了当地经济的贡献先锋和交税大户，以可口可乐在中国最大的装瓶厂——上海申美饮料有限公司为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它给政府的税利已高达数十亿。 “一个可口可乐直接聘用的人就能产生30个工作岗位，每年使中央和地方税收部门直接或间接增加利税16亿元人民币。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这是200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美国南卡莱罗那大学以可口可乐为个案做的一次独立经济调研的结果。按照现在2万员工的数字计算，可口可乐中国在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的同时，还带领着60万人走上共富之道。 2000年，可口可乐将中国区总部从香港迁移到了上海。这不但使可口可乐在阔别54年后回到了它在中国的原籍，也令这个“碰巧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全球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磅礴声势下感受到了本土化所带来的无限活力。 “本地思维，因地制宜(Think LocalAct Local)”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理念，作为一家全球企业，这样的思路并不新鲜，但把本土化做得有滋有味的并不多见。 近几年，凭借“阿福”新包装、十二生肖以及今年首次推出的全新可口可乐中文标识的新包装都令中国人备感亲切，可口可乐把自己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可口可乐不否认，作为全球企业的国际品牌，也曾有过“强势心态”。 “但我们发现本地人的认同也很重要，本土化的力量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有策略地把国际化的东西进行本地化的操作，才能形成一种最佳的组合”。 “可口可乐的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及偏好度均领先其他饮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碳酸饮料。”——来自2002年央视调查的结论也使人们相信，开始扎根中国本土的可口可乐已成为这个庞大国家首屈一指的软饮料生产商和经营商。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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