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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故事 同仁堂受到社会的尊敬显然不是近几年的事。这间比美国历史还长107年的百年老店，在其334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在小心呵护着自己的金字招牌，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完整地将它的这点诚惶诚恐绵延下来，其济世养生、取利于义的经营理念，不仅体现出中国儒商文化的精髓，也同样暗合现代经济学的文脉。 “我们的61家药店供应着全北京近一半的药量。” 梅群先生说的是今年4、5月间的同仁堂。在那些日子里，同仁堂一共卖出了抗非典中药300万服，满足了100万余人次的用药需求。 “198万服的饮片药方，100多万瓶的代煎液，市场需求量10倍于日常供应量，自4月13日起我们的两条国公酒生产线改成‘抗非典方’代煎液生产线，第一天生产的2万瓶代煎液不到4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其后这两条生产线每天的供应量达10万瓶……”事隔百日，梅先生说出这一串数字时表情依然不轻松。 按说此时的总经理先生应该心情不错。 刚刚公布的北京同仁堂集团2003年上半年经营状况显示：尽管非典疫情对同仁堂的业务特别是销售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截至今年的6月30日，同仁堂的总销售额达到2.27亿，出口创汇845万美元，实现利润1.32亿，比去年同期增长37.7%……面对这样一份中报，梅群先生承认心感安慰。 “我们在对得起社会的同时，也对得起我们的股东。” 两个月前，新华社的一则消息援引同仁堂集团宣传部部长金永年先生的话说，抗击非典过程中，同仁堂每卖出一服“抗非典方”就亏损2元钱，仅此一项该企业就报亏600万。“政府发布了限价令，规定每服药只能卖9元；可是药材的采购价格却数倍地疯涨，过去1公斤金银花价格不会超过40元，非典期间却达到300元／公斤的价位。”据说当时不少实力不济的药店纷纷放弃销售“抗非典方”，而同仁堂的决策层却告勉自己的员工说：300年来我们信奉“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宗旨，国家有难之际也是我们回报社会之时。 可能是为了突显同仁堂在非典时期的贡献，媒体多将报道的兴奋点落在“赔600万回报社会”上，却忽略了“当销售量呈几何数字增长时对同仁堂还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事实？同仁堂的一位高层主管说：我们及时跟进市场的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加大了抗病毒类药品如板蓝根冲剂、清湿解毒丸、清热解毒口服药等的生产量，仅今年前4个月，板蓝根冲剂的生产量就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总和。 有媒体因此评论说，百年老字号是先谋势，再谋利。 稍微了解一点同仁堂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类似的行为这不是第一次——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其实商家逐利，天经地义，而类似同仁堂这样讲究逐利有道，却并非一般的企业所能做到的，同仁堂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信誉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以“仁”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之上的。 今年7月号《中国国家地理》的封面是一尊铸于公元1027年的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金永年先生说：这是我们同仁堂的镇堂之宝。据其介绍，这尊铜人原是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氏家族的传世珍宝，1669年，同仁堂的肇始之祖乐显扬先生在拟定店名时，正是取“铜人”的谐音定“同仁”二字——实际上“同仁”一词源于《易经》，有无论亲疏远近均一视同仁的和爱思想意蕴其间。 从一开始，“同仁”二字就确定了这间企业“济世养生”、“诚实无欺”和“货真价实”等立命安身的行为规范，当这些规范如基因存在于不同时代的同仁堂及其员工中时，这间企业在百姓心目中几乎成为中药的代名词就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了。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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