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实质在于市场。失去了市场，也就失去了经济；经济不能发展，怎么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中国的市场要靠国人去保护，靠中国企业家去开拓，洋人来华投资的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从而图得利润。”笔者近日在上海采访了美国总统府顾问、美国参议院核心成员、国际著名学者、美国明道大学校长张绪通博士(法律、哲学、医学、神学四个博士学位)时，张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的利害关系，以及企业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里根时代，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曾认为，如果能垄断中国的经济、政治，美国可以再繁荣100年；如果只占领中国的市场，可以再繁荣10年。张博士说：“过去是瓜分领土，现在是瓜分市场。市场的饱和，就是资本主义的坟墓；市场的丢失，拿什么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位抱有拳拳赤子之心、爱国之情的美籍华人学者绪通博士在谈到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的科技市场、商品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资源市场和旅游经济市场等市场的优势时认为：“商场如战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们要在东西方、不同国家间激烈的市场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须‘以正治市(治理市场)，以奇制胜’，以不断创新的精神，来振兴和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

　　洋式“马后炮”，

　　使中国市场充满洋味

　　善棋道者，从不计较丢失一车、一马、一炮，而是善于把握全局，远虑三步之外，往往以局部的牺牲来换取全局的胜利。如“汉界楚河”之争，正当甲方陶醉于吃掉了乙方的一员大将“车”之时，岂知乙方在丢“车”之后三步，却来了一着“马后炮”，甲方的“老将”，欲走不能，死哉!张博士认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盘棋。

　　70年代未，打开国门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近12亿人口的大市场。欲霸市场，必先投资。市场意识特强的日本政府不顾西方其它盟国的反对，松下、索尼、东芝等企业率先以极廉价的9”、14”、黑白电视机问鼎中国市场。继而，以资金、技术和快要淘汰的设备投向中国，充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低价位的房地产市场和“二免三减”等税收政策的优势，使日本在华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其产品在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当白花花的“银洋”流进日本企业家的腰包时，美、英、法、意、德、荷兰、加拿大等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垂涎中国市场。于是乎， AT＆ T、IBM、 SICMONS、 MOTOROLA、 PHIUPS、DEC、SUN以及香格里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花花公子、马德利、万宝路、希尔顿、麦当劳、肯特基等等都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市场。洋楼、洋烟、洋酒、洋餐、洋服、洋饮料、洋家电、洋通讯……举不胜举的洋产品，更有甚者，明明是国货，也挂上了“洋头”(洋名、洋标签)，使中国市场充满了“洋骚味”。中华大地大有成为洋人市场之趋势。洋人们以其局部的投入换取了中国市场整体的利益，然而却使中国企业丧失了市场。

　　建国以来，曾为中国经济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国有企业，现在却步履艰难，有些破产、倒闭，众多工人失业、待岗，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固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交学费”在所难免；然而在缴纳压得国人透不过气的昂贵学费背后，存在着缺乏整体市场观念，导致条块分割、盲目引进、重复投资，以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来换取局部或个人的实惠等现象，有意无意地上了洋人的“洋当”。当张绪通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宾先生等一批具有民族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不能建立没有市场的市场经济”时，“长虹”、“康佳”彩电，“格力”、“华宝”空调等一批国货精品开始角逐洋货；国货也因其价廉物美逐步博得了国人之青睬。中国的企业家开始驰骋于中国的市场。

　　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

　　急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既然我们已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已成了中国社会庞大经济系统的心脏。生产者的命运决定于市场，消费者的行为服从于市场，市场本身则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操纵着。那些信息灵(知己知彼)、科技成果商品化速度快(因为只有高技术和新技术才能图得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新局面)，并能准确地把握其商品的目标市场，以其“首创”来决定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从而夺得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张博士认为：“历史是不会讲话的现在，现在是会讲话的历史”。翻开中外经济发展史，一种重要的工业产品，从构想、设计、试制到商品化生产，19世纪大约要用酗年时间，而今天，只要5到10年。在日本，80％以上的商品，市场寿命只能维持3—5年。企业要获得市场的生存权，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就得冒着风险去创新。曾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新加坡橡胶公司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以其高超的市场创新术——“渗透定价法”(先以低于成本价作赔本销售，试穿，赢得市场后再提价)，将平口胶鞋这一20年代的新产品成功地推向市场，并畅销于世。陈嘉庚本人也成为中外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代英豪。创新，也曾使靠摆地摊出身的台湾企业家蔡万霖名列世界首富榜；创新，也同样使四川长虹彩电一破“洋机”独霸中国市场，为振兴民族工业起到了表率作用。

　　历史总是以正反方向给人启迪。美国洛维尔城的王安博士，曾在电子计算机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青云直上。后来由于用人唯亲，固步自封，沉醉在“电脑巨星”的桂冠之中，当 IBM公司等电脑厂家以其“内存”更大、运算速度更快、价格更廉的各种类型电脑提供给不同档次的消费者时，王安先生才如梦初醒，但已丧失市场，公司也差点儿破产倒闭。

　　张绪通博士多次应邀来国内讲学考察，目睹国内有不少企业的厂长、经理喜欢步人后尘，害怕创新，看人家有得利产品，一哄而上，结果如何?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惊人的库存，导致企业人不敷出，严重亏本。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也就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权，在商战中自然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这里要强调的是，当上厂长或经理的未必就是企业家，而是授予的“官衔”。企业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是因为日本国民中有一大批像士光敏夫、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等这样一批勇于创新，在创新中敢于冒险和善于冒险的企业家。战后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迟缓?科技和经济结合为何那么难?中国市场为什么充满了“洋骚味”?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笨和懒，而是因为中国国民中缺少企业家和“企业家的勇气”。张绪通博士认为，这就不能撇开历史的原因。

　　——建国后，中国推行的是前苏联的产品经济模式，执行的是全面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用不着考虑经营，只求抓好生产，根本无需企业家型人才。

　　——在中国经济中，不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地方国营企业，绝大部分习惯于抓产量、报产值，很少去顾及市场。岂不知有产品、有产值，不通过市场的交换，也就不能形成价值，因此未必有利润。在导人市场经济的今天，尽管这类企业时时遭到价值规律无情的鞭挞，但“老本”和“靠山”足够使他们招架一阵；再不行，借“皇粮”。诸如此类，产品经济的种种弊端，很难使过惯计划经济的企业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因此，也很少有人愿为企业的生存去冒个人的风险。

　　——重分数，不重能力的教学模式，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既缺乏知识的广度，又缺乏驾驭知识的能力。这就很难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具备企业家所应具备的高素质。

　　——中国这块“古老大地”，迄今仍弥漫着浓厚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社会意识；小生产者急功近利，小商人投机心理和嫉贤妒能的社会行为；一味师亩，唯恐变革，惯于“传宗接代”或崇洋媚外的社会习俗；以及按照权欲意念而进行的“可变曲尺”竞成了社会的度量衡。这些都严重地窒息了国民中“企业家勇气”的升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就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中最稀有的资源。

　　绪通博士欣喜地看到，中国企业家随着产品经济结构逐步解体而产生；市场经济结构不断完善而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崛起两种类型的企业家。不少中小企业的厂长经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认识到：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企业科技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竞争。于是他们主动与科研院所合作，在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过程中，把自己也锤炼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如四川弘道经理学院毕业的涪陵榨菜集团总经理陈长军先生，将小榨菜开拓成大市场后，最近又主动与安徽大学生物系李国贤教授合作开发张绪通博士无偿赠予安徽大学的“脑力健”这一生物工程高新技术产品。陈长军总经理就是属于“经济——科技”型一类企业家。另一类是科技人员主动去创办、领办企业，把科研成果首先在他们自己的企业里转化为市场上的畅销品。如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法国农林部专项大奖获得者、“辐射井成井系列”五项专利技术发明人、合肥工业大学辐射并研究所所长宁远明高级工程师就是属于科技——经济型的企业家。但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得冒着风险去创新。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其创新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面临更严峻的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涉及到改组机构、裁沈冗员，规章制度和物质利益分配等人均关心的问题，要是没有体制创新作保证，其它三项创新也就无从落实。

　　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的企业家去开拓。但在我们这个企业家资源稀有的国度里，绪通博士认为：“如何保护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和造就一大批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应列为当前体制改革的主课题”。为了培养中国的企业家，张绪通校长领导下的美国明道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办了一家“四川弘道经理学院”。校训是：“真理、正义和智慧”。目的是为提高在职厂长、经理们的市场决策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目前该院已招收了三届来自全国各地的厂长、经理。张绪通博士作为四川弘道经理学院的名誉院长，在告诫学员时说：“中华民族必须要自信、自强、自爱，切匆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否则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爱国家、爱民族、爱党、爱政府、爱社会、爱公司。强我中华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已毋庸置疑地落到了我们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身上。”

　　当企业家的“阳刚之气”盛升于中华大地之时，必定是中国市场经济全面腾飞之日。最后，张博士祝《销售与市场》杂志大展宏图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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