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买断，包括长期买断、短期租赁、品牌变相买断（品牌合作），是“中国特色”，但它不是白酒行业特有的现象，更不是近几年才兴起的牟利工具。只不过，有些行业的“品牌买断”已被禁止，有些行业的“品牌买断”还没引起关注，只有白酒行业的“品牌买断”正处于“足以引起关注、尚未造成重大危害、没有被明令禁止”的过渡阶段，我们可以研究。

　　品牌买断的意思，就是利用已有的机构的威望，开展一项似乎与该机构的正常运营有关的活动，从而巧借已有机构的威望、但摆脱原有机构的控制，节省费用地、便利地“取信于民”，所得利润由双方分享。

　　品牌买断最流行时期，是80年代初；那时，几乎所有“有威望的机构”都参与了“卖品牌”，如出版社卖书号由书商独立运作；报社卖版面搞“有偿新闻”，以自己的威望掩护企业的商业意图；“核心刊物”卖版面搞“以什么养什么”；电视台把某些时段承包给广告公司搞“排名榜”之类活动；医院把冰箱彩电都写入“处方”；某些职能部门卖“国优、部优、省优”或批文、鉴定证书；大学尤其是“党校系统”的大学，卖“真的假文凭”。永久、凤凰、五星等工业企业也搞“联营企业”收“品牌使用费”。

　　今天，许多名牌大学在异地设立了多如牛毛的“MBA培训中心”等时髦机构，许多医药公司取得某项只有医药公司才能取得的药品批发经营认证后再转让，如果仔细审查，我们将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实际上不是这些名牌大学、国营医药公司自己在运作，而仅仅是“品牌买断”。

　　表面上，它很象“目标责任制”或OEM，但究其本质，却迥然不同于任何正规化的方式。

　　（1）主持者不对品牌的增值或贬值负责

　　品牌买断者并不是品牌的完全所有者：品牌买断者所能买到的只是临时性权利，如书商即使选题能力、组稿能力、发行能力、编辑能力等都很优秀，出版社社长编辑们再平庸无能，书商也永远成不了出版社；吴总的白酒经营能力、经营业绩再强大，王总再犯一系列低级错误使企业不断亏损，吴总也永远成不了王总。

　　所以，品牌买断者的唯一出发点就只能限于“利用消费者对原有机构的品牌的信任，获取利润”。“品牌买断制”实施过程中诸多短期行为就是从这里起因的。

　　（2）出让者不关心品牌的增值或贬值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医生绝不敢“开大处方”骗患者的钱财，而中国的医生则必然要“开大处方”骗患者的钱财？表面原因是，中国是“以药养医”，“以药养医”的直接含义必然是：不能以治病的需要为唯一出发点、而必须以卖药的目的为更重要的出发点。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外那些国家的医生，其职业生涯取决于个人品牌而非医院品牌，不为患者造福、牺牲患者的利益，就象辩护律师出卖当事人的机密、媒体搞有偿新闻、会计师做假帐、资产评估机构卖证明、建筑监理公司卖鉴定书、政府卖批文等一样，是突破“职业道德的底线”的最严重行为，是要被永远清除于该行业的。但中国都敢卖，原因就在于，个人没有品牌或个人品牌的意义不大，品牌不属于具体的人，也就没有个人损失。如，“以药养医”造成的患者不满有医院承担，文凭名不副实的责任有大学承担。白酒买断者短期行为透支了品牌，稀释了消费者的信任，也不关卖者领导人个人的事。个人得利而公共机构承担责任，多好的事情。

　　所以，之所以连品牌也敢卖，深层原因是“品牌不归我所有”。

　　日用工业品行业“品牌买断”已经葬送了一大批名牌企业：70年代以前风靡全国的那些名牌，那些具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荣誉的名牌，垂死前都有一段疯狂的“联营”也就是卖品牌使用权的历史；

　　现在有论到白酒了。

　　原因是完全相同的：日用工业品行业的这些名牌，同名牌大学等的品牌资源一样，都是祖先创下的，那些祖先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早已丧失所有权，这些品牌属于“没有主人的金库”，谁卖谁受益，买的人出了问题也不须卖者承担责任。白酒行业的

　　如果是自有品牌，如可口可乐、海尔，谁舍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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