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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标准：没有时间表 当许多人还沉浸在对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的痴迷中时，另一场变革已经在我们身边开始——数字电视。数字化有可能使兴盛多年的电子娱乐业的传统商业模式毁于一旦，这一点已经在唱片业和电影业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证明，电视只是最后一个堡垒。数字电视进入中国家庭的运动缓慢但有序地进行着，这会推翻传统公共电视单一依靠广告赢利的模式吗？当用户从目前的被动接受转而拥有选择权的时候，垄断频道并不会带来垄断利益。与此相应，内容成为比拼的环节，电视台必须面对这个挑战。对于更专业的网络运营商或设备提供商而言，产业链条并不按照旧有的定位确定归属，在每个环节他们都有可能参与更广泛的利益分配。正因为如此，各方争吵不休。在标准明确之前，谁都会有机会。 现在，所有参与数字电视标准制定的专家都被禁止对此表态。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王兴军博士告诉记者，在今年8月份之前，他不会针对标准问题发表任何评论。国家数字电视标准工作组在2000年成立，之后开始了长达3年的争论，原定计划在去年底出台草案。但事实是争论仍将继续，终端厂商、网络运营商将继续等待。 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郭炎生解释说：“数字电视要走卫星无线系统还是走有线电视系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争了两年，现在明确有线电视是主要发展平台，许多时间是这样耽搁的。” 数字电视标准牵扯到制作、传输、接收等多个环节，主要包括卫星传输、地面无线传输以及有线传输三种传输标准。尽管2000年就已经出台卫星标准，但由于广电总局129号令规定，目前终端电视用户直接接收卫星电视尚属违规行为，所以争夺地面无线传输以及有线传输标准则成为划分利益归属的重要途径，与之对应的是目前2亿无线电视用户和1亿有线电视网用户。但现在看来，标准的最终主导权将不是市场意志，而更多的出自于行政主管部门的“多部门协调和综合考虑”。 关于标准问题迟迟不决的一个说法是：由于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出发点不同，对标准选择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信产部希望凭借这场革命扶持国内制造业，而选择国内标准还意味着可节省数额不菲的专利费用。 韩国数字电视采用了美国ＡＴＳＣ标准，按该标准设计电视机集成电路芯片每套要向美国交付近40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按以上数据粗略估算，如果中国有线电视用户采用国外的数字电视技术标准，中国将有可能付出高达3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专利使用费。因此，国内的设备制造厂商都极力倾向于制定中国自己的数字电视标准，力图通过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来获得保护。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自有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相关标准的研发工作2001年才起步，广电系统内各有线电视台大都已经选择欧洲标准ＤＶＢ－Ｃ作为有线传输的标准，致使欧标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所以广电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尽快将数字电视大规模商用。 郭炎生没有对此发表看法，但他强调，“许多专家的观点很好，但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美国和欧洲都是从卫星和无线开始的，因为他们居住地很不集中，有线网络并不发达。中国则相反，最有可能购买数字电视的用户都在城市，而他们多数已经是有线电视网的用户，重复投入并不值得。” 他还说：“虽然最终的有线标准尚未出台，但政府高层已经明确了基本方向，如果最近拿不出更好的标准，就以广电的行业标准来作为国家标准。” 据估算，如果数字电视的启动要等到国内的相关标准全部做出来后才开始，广电每年可能将遭受50亿左右的运营损失；如果将来采用国家标准，意味着已有的基于欧标的近百亿元的巨额投入将不得不面临改造难题。 相比于有线电视网，涉及2亿无线电视用户的地面传输标准显得更为扑朔迷离，广为人知的清华与上海交大标准之争即是针对这个环节。 标准研究花费高昂，需要有企业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最初五家参加地面标准研制的机构，目前只有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两家还在坚持，其企业合作伙伴分别是清华同方和上海高清。在过去两年进行的多项测试中，两所高校展示的标准各存利弊。但知情者称：“数字电视地面标准没有出台，不只是因为目前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两个研究所的标准都存在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两家研究机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利益集团。国家标准内部之争，是不同企业集团利益之争。” 事实上，围绕地面标准已然形成以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为中心的两派。清华大学身边聚集了长虹、ＴＣＬ、海信、康佳等8家大型彩电制造商，而上海交大则主要依靠广电系统，有广电电子（600602）、广电信息（600637）等厂家的支持。对于这些把数字电视看作未来10年利润来源的企业而言，基础标准的难产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甚至是灭亡。 标准的确定无疑对企业减少成本投入，明确研究方向都有帮助。创维集团的新闻发言人沈健表示，“这（机顶盒）是一个被预测存在上万亿元潜在价值的产品，标准不出台，我们也非常着急”。目前机顶盒大多是由有线网络公司统一购买，很少零售，由于各地的数字电视接收条件不一，机顶盒不能兼容，制造企业很难实现机顶盒的规模化生产，只能针对各地运营商的接收条件来生产不同的机顶盒。 厦华电视品牌中心总经理孙光荣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标准难产意味着企业难以生产机顶盒和电视机合一的一体机，也难以对相关边缘产品进行技术准备，使得企业数字电视实现规模化有着重重顾忌。” 与产业界关心的问题不同，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郑世宝认为，“现在出现的数字电视热其实是单方面市场的推动，它忽视了产业基础和数字电视标准的影响。国外的经验是在国家标准颁布两年后，才启动市场，由技术带动市场发展。美国利用最先形成的数字电视标准和技术，全面推广数字电视产业化，目的是带动美国ＩＴ业在新的领域再次引领世界，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最早在欧洲实现数字电视地面和卫星广播，其目的是利用数字电视先进的广播平台，提供新的业务模式——增强数据广播和交互电视，产生了新的运营商和运营模式。但在中国，标准被认为并不重要，行业利益催促政策急进，却没有用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产业准备。” 直到目前，关于标准的出台仍然缺少时间表。中庸的预测认为，最后颁布的数字电视地面标准将综合清华和上海交大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两个方案的研究方都可以开发标准所涉及的编码／解码专用芯片，并进行产业化，对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企业而言，这可能不会是个最坏的消息。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4-02-02第145期 本文由  授权转载，版权属于原出版人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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