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TCL集团整体上市受到政府、舆论、股民、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投资者而言，这只新的大盘股（近10亿流通普通股）逆市翻倍上扬无疑令人眼热心跳，但我们更关注的是TCL这家原地方国有企业的成长、壮大的曲折坎坷以及不断的自我革命腾飞之路，更关注TCL的掌门人李东生总裁的经营智慧与成功之道。

　　是的，今天的TCL以及李东生面对的是一片鲜花与掌声，但这些其实在一年多前都已大局设定，虽然这一年多时间里，TCL发生了更多的大事：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与英特尔携手，成立联合实验室；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合资成立世界最大的彩电企业；宣布建立世界级企业的“龙虎计划”； 以至于曲折至今终得大成的上市之路。

　　在2002年的9月，本文作者曾与李东生先生进行过一次近三个小时的深度访谈。当时，TCL刚刚完成内部的上市改制计划，正满怀信心地朝着更高远的目标迈进着。那次谈话，几乎涉及到了整个TCL的发展史以及李东生的心路历程，后来整理出来的文章曾发表在结集出版的《中国家电巨子访谈录》（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中。

　　本刊今天之所以刊发此文（《原名《感受李东生》，标题为编者所加），是因为该篇文章所具的观察与分析正得到一步步的验证，其价值没有因时间而消退，反而更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李东生和他的TCL集团，以启迪更多在路上前进的人们。

　　考虑到时间因素，编者在原文基础上略有删改。

　　与李东生谈话时，你也许觉得他的话中并不能语惊四座，也没有豪言壮语、奇谈妙论，正像一位知名学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所形容的，像“平平静静的一潭水，温温和和的一阵风”。他的许多叙述确实显得平淡无奇。

　　相形之下，他的成就比他的语言更具说服力。他的成长历史和他所率领的企业近10年来的发展像一本厚厚的书，书中内容一直移步换景，不时奇峰迭现、斗转星移，变化发展之形令人眼花缭乱，婉转曲折之多令人荡气回肠，成长壮大之快令人倍感振奋。10年间，这家企业已成长为中国经济界一道巍峨的风景，令国内同行赞叹，国外跨国公司侧目。

　　种种迹象表明，TCL已成为国内最具代表性、举足轻重的企业之一。

　　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近李东生时，却发现再列举更多类似的素材显得有些多余。在略显平实的谈话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他身上所蕴藏的智慧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心态的力量。

　　纵观国内，在市场经济中大浪淘沙经受洗礼后仍能坚守壮大的国有企业寥寥可数，而能够顺利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相比之下，企业改制比办好一个企业更为艰难和充满风险，因此许多成功的企业都不敢碰这个“雷区”，或有的碰了却头破血流。

　　TCL集团却不但成功壮大，而且是企业改制最成功的一个，这不能不令人惊奇和赞叹。

　　然而，当我们回首时，却发现TCL从一个地方国有独资企业演变到国有控股企业，再到现在的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李东生从1996年着手，到2002年基本完成改制工作，中间整整花了7年时间！（至现在最终成功上市已8年了！——编者注）

　　中国正在经历整个国家的大转弯，经济也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开始大转弯，同样，TCL集团的改制工作也经历了一个大转弯。

　　7年时间，做什么不可以？难道李东生不讲究速度和效率吗?显然不是。在全面执掌TCL集团大权以来，TCL年平均增长速度达50％！1996年长虹发动彩电价格战，TCL是第一个站出来迅速跟进的企业，TCL的市场口号一直是“以速度打击规模”；而且众所周知，李东生虽然外部形象显得温文尔雅，但在企业内部也是脾气颇大，性子很急……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TCL相继在彩电、电工、电脑、手机业务上取得成功，显然和改制有很大关系。为什么李东生反而在这个显然是大势所趋的改制问题上谨小慎微，亦步亦趋，不敢甩开大步向前越？

　　对此，李东生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我国的社会、政治、观念等等悟得比较透吧，让我觉得必须这样来进行操作。”

　　在李东生进行的似乎有些愚笨的漫长的改制操作后面，其实隐藏着对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的深刻体察：“整个改革要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要使得员工能够承受，社会能够承受，政府和国家能够承受才行。”

　　在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政治依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挥着强大影响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经商做企业同样离不开政治。所以有人戏称，中国确实讲的是政治经济学，只有深谙政治之道，企业才能发展长远，不断壮大。

　　“其实在中国当企业家，当着当着你就发现在政治方面要有相当的修养才行。”李东生说。

　　尤其对像他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在企业内，还是在企业外运作都不能忽视，这是现实环境所致。

　　“一个企业要在社会中生存，必须要适应社会这种环境，你要改变一个社会改变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这样有点自不量力。”长期的学习体会与总结使李东生感悟颇深，他认为，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不是短时间能够改换了的，改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李东生面对改制的敏感话题，不像其他一些企业领导人选择了较为激进的方案，也不像有的企业领导人选择绕开不去面对，更不像一些领导人只限口头上呼吁，而是沉下心来，与地方政府一道，仔细设计和运作改制的方案和步骤，违规的事坚决不做，同时适度进行一些创新。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很有耐心地做了下来。

　　这样做，看似绕了个大弯，实际却深切中国文化的特点。到2002年，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企业内部运作的成功，企业改制工作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如此一役，也是令企业竞争力大大提高，也把一些主要竞争对手远远甩到后面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当代企业领导人当中，有的喜欢钻营于政治，做一名官商，这样的企业处于行业垄断地位时尚无性命之忧，但一旦进入市场则前途堪虞；有的很不喜欢与政治为舞，喜欢把精力放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这样的企业家也可以把企业做大，但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发展瓶颈。善于借用政治和市场资源并将二者嫁接得近乎完美的企业家，李东生不能说是惟一的一个，也可说是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一位。

　　李东生比较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是曾国藩。他认为，曾国藩对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理解得很透，对自己承担的责任理解得很透，对周围的人理解得也很透。只有透彻理解这些，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决定。

　　“当然，这个人怎么评价，我没有资格去讲。但他能够处理好各种问题、矛盾，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他的事业服务；对内能够维系团队的士气、精神，达到他的目标。”李东生说。

　　也许很多人据此认为，在中国做企业太累，他们更喜欢在单纯的环境中做一个纯粹的企业和商人。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国，她有着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在中国就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基础。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就要付出比国外企业管理者更多的心力和智慧。正如李东生所言:“如何把这种社会观念、人文意识中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把优秀的东西发扬光大，这是我们这一代企业管理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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