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某日，邵建宾走出浙江大学医学研究所的大楼时非常兴奋，搞了很长时间的荧光PCR的序列算法，终于在他的大脑中逐渐清晰了，这意味着他在使用研究所里新进的荧光PCR诊断仪时，能用比别人少得多的时间找到合适的诊断比对目标。

　　荧光PCR是一项新兴的技术，在研究所从罗氏公司引进这台仪器的时候，没有人懂得它的原理。邵建宾自己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这项技术竟然可以解决很多临床中的“积怨已久”的问题。例如检测药物疗效，需要不断检测病人的病毒数量，传统的检测方式只能显示阴性阳性，而且要肉眼判断，费时费力。而这种仪器在这边将样本递进去，那边就能出来病毒数量，迅速准确。而且，样本中即使只有少量病毒也能检测出来，可以大大提前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的早期诊断时间。

　　这项新技术在医疗上的应用前景让邵建宾大吃一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检测试剂品种太少，很多临床中急需的品种都只能自己摸索寻找比对目标。因此，他相信，序列算法的成功不仅能解他研究中的燃眉之急，更能解决医疗临床及研究中的广泛需求。

　　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中，邵建宾偶然向在葛兰素史克做销售的朋友赵洪升谈到了自己的这项成果，恰巧赵最近正对大公司螺丝钉式的工作方式开始厌倦，骨子里浙江人活泼泼的商业基因促使他考虑起做自己的事业。同样学医的赵洪升敏锐地看到了其中潜藏的巨大商机。

　　于是，博赛基因诊断公司在两个人的头脑中诞生了。

　　此时，两个创始人——邵建宾和赵洪升手里只有一项几乎没人听说过的荧光定量PCR基因检测技术和一笔只够启动的资金。而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一家拥有自己知识产权产品的PCR检测试剂提供商。

　　第一个打破贝尔对美国通讯业垄断的MCI公司，当初其创始人麦高文向公司高层提出为全国的公司客户提供低成本的长途通信服务的计划时，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要向公司高层说明，为什么如此宏大和没谱的构想，对于MCI这样一家资本行将耗尽、政府尚未批准营业执照的草创小公司是非常合适的。

　　邵建宾和赵洪升现在要面对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理想远没有麦高文宏大，但是在其他投资者眼里，这个计划中描绘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整个计划的“荒诞”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基因生物产业在中国的市场前景无庸置疑，试剂的生产研发投入也远远低于生物芯片与生物制药，但它也决不是区区一两个小股东能轻易撬动的大项目。新产品上市之前，横亘着研发、生产、新药文号申报等多个环节的巨大风险，你说掌握了这门技术，谁能证明？而且他们目前连作为生物医药产品生产商最起码的生产场地和生产许可证都没有，一套资质置办下来少说也需要几百万。

　　他们手里的资金远不够这个数量级，即使有新的投资者加入，也仍然不够，获取资质与申请文号的政策风险也摆在眼前。

　　但邵建宾和赵洪升依然相信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

　　有人说信任就是相信证据不足的事情，这件事上他们承认的确有点乐观主义，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证据。

　　经过市场调研，他们发现，基因检测不仅在传染病检测、进出口检测等方面市场需求庞大，而且市场已经相对成熟，仅在浙江，国外大厂商已经将检测仪器推广到县级医院，学术界的推广、国内试剂厂家的跟进、包括新的医疗技术和药物应用带来的诊断需求，多方力量都在推动检测试剂市场的发育。很多产品一旦有国外的进口替代品，空间就被压缩，但是这种诊断试剂价格高昂，国外产品作一个耐药分析收费300，国内大部分病人承受不起，不适合国情，导致无法普及。这也正为国内厂商的低价产品提供了生存空间。

　　“看好这个市场也可以去做现有品牌的代理，投入少见效快，一两年就能轻松做到年营收几千万。”朋友的建议不无道理。但是他们固执地坚持要做自己的新产品，我们有这个技术实力，临床又有那么多需求亟待解决，不做新产品对得起谁？

　　另外，在商言商，这项新技术的生产投入成本并非高不可攀，真正高企的是技术门槛。国内掌握这项技术的试剂厂商不过几家，规模上亿的只有两三家，品种不过二三十种，很多疾病的细分市场是空白的，大家圈地还来不及，几乎无暇竞争。无疑，这个市场很适合资金实力不强但技术领先的小公司生存。而且，邵博士所掌握的技术能够将一种新试剂的研发周期缩短到2个月，成本也随之大幅降低，这将构成博赛的核心竞争力，对此赵洪升深信不疑。

　　说白了，这是件能赚钱的好事情，而且他们擅长。接下来，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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