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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从丑陋的资本家到艾柯卡崇拜 无论企业承担着多么崇高的使命或公众期望，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可笑的 1930年，当传教士之子亨利·卢斯创办《财富》的时候，他便隐约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个新生阶层的辩护士。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他所代言的阶层“到底有什么含义”，有一天，他特意去《韦氏大词典》查找“资产阶级”的名词解释，结果他大吃一惊。在词典中，卢斯读到的自己是被这样描述的—— 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特征，因此他是一个全神贯注于物质财富的人。a，俗气的；通常保守的；死板的；b，口语，普通的，粗野的和愚蠢的；c，资本家的。 “怎么能这样？我在失望之中，像一个在学者面前受伤的孩子似地冲了出去。”卢斯在一篇演讲中这样愤愤不平地叫嚷道。事实似乎正如创作《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的戴维·西尔弗所言，“直到20世纪40年代，对经济学史所作的研究表明，没有哪一个重要经济学家曾经把企业家的作用看作是能够形成导致经济繁荣或衰退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 但是，也是从这时候开始，“T型车的车轮碾碎了贵族们脆弱的尊严”，企业家以他们骇然的敛聚财富的速度和改变生活的能力而成为全社会最受关注的一个强势阶层，他们开始被一层层地涂上“国家英雄”的金身。哲学家A.N.怀特海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试图论证：“伟大的社会是企业家对自己的功能评价极高的社会。”而卢斯发表于1954的《商人的品质》一文，更是表达出强烈的使命感，被视为财富阶层的一次宣言。卢斯写道：“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商人应该是受人尊敬的物有所值的社会服务者。” “商人必须对他们所想要的这种社会、这种制度有明确的自信，并且他们必须站出来为维护这些自信而战。” 公众对企业家期望值的提高，还与他们对政客的失望成正比。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发达，任何政治活动都以空前的透明呈现在公众眼前，那份斡旋于“政治纱帐”之内的神秘感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人们开始厌倦政客们的喋喋不休和出尔反尔，特别是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曝光，政治家的人格信用降到了最低，呼吁成功的企业家来掌控国家的声音一度竞成主流。这股“企业家崇拜”的热浪，到李·艾柯卡身上终于达到了巅峰。 1964年，艾柯卡主持开发出一款名为“野马”的车型，一时风靡全球，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轿车，他因而爬上福特汽车总经理的宝座，并当上了《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 1978年，艾柯卡的光芒终于让老板亨利·福特二世感到了刺眼，他被一脚踢出福特公司，理由是他“缺乏礼貌”，太具“侵略性”。这时候，已经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收留了这位54岁的落魄人。憋了一口气的艾柯卡果然没有让新老板失望，他很快开发出一款K型车。K型车是如此的成功，仅仅用了四年时间，艾柯卡就把克莱斯勒从破产的边缘拯救起来，一举成为在美国仅次于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三大汽车公司。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创业神话。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在首都华盛顿，人们纷纷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好莱坞的明星里根可以当两任总统，那么，担任过两大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艾柯卡为什么不可以当总统？在热心团体的拥簇下，艾柯卡放下公司工作，开始四处演讲拉票，“我必须承担起伟大的使命，是轮到企业家来领导这个国家的时候了。”他大声疾呼，台下溅起轰天的掌声。 因为党派政治的因素——尽管有不少民众希望他出来竞选总统，但是作为美国“两党政治”之一的民主党从来就没有把他列入候选人的名单，艾柯卡最终没有去正式参选美国总统。可是，这却极大地激发出他参与公众事业的热情。 在随后的几年里，艾柯卡的个人价值和知名度一路飙升，但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却在他任期的后半段急落了31%。因写作《基业常青》而出名的吉姆·柯林斯如此描述这位商业奇才的后期职业生涯——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退休年限，以至于克莱斯勒的内部人士开始嘲讽他“想一辈子担任克莱斯勒的老总”。当他最终退休时，仍要求公司继续为其提供飞机和股权。后来，他甚至同著名的收购艺术家Kiek Kerkorian联手发动了针对克莱斯勒的敌意收购案，弄得天怨人怒，最后又以失败告终。 在吉姆·柯林斯最近发表的《第五级领导者》一文中，艾柯卡成了“卓有才华但利己主义超级膨胀的第四级领导者”的典范。 “艾柯卡崇拜”的峰回路转，生动地呈现出了企业家的职业特征：它有如此现实的绩效标准，任何偏离了这个价值的行为——无论它承担着多么崇高的使命或公众期望，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可笑的。 CSR：企业社会责任的真相 一度被神话的“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有回到真实的必要 任何观念的成熟和清晰，从来都不是直线的，它充满了反复、曲折甚至偶然性。对企业家使命的认识，便也如是。F.A.哈耶克在他的研究中，一再地为商人的趋利性进行了辩护，他把那种“鄙视利润的人”称为是无知的禁欲主义者，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里，他断言，“很难相信，凡是对市场有正确认识的人，会诚心谴责对利润的追求。”哈耶克同时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商人工作的关键，他们其实已无暇顾及其余，“把公共责任托付给商人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那么，在趋利性的前提下，企业家是否还存在“适当”的公共使命？彼得·杜拉克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是他让企业使命真正回到了企业本身。 杜拉克认为，在剧变的时代中，企业家最主要的责任，是为机构创造不相同的明天。具体言之，企业所要界定的使命，即应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变成什么？”以及“我们未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杜拉克一再强调，企业所要达成的使命，一定要落在企业以外的社会中，而其最主要的是“创造顾客”。 这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管理学意义上的使命界定。它剔除了所有不现实的、虚幻及被夸大的“使命激素”，而让企业家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职业的层面。 近年以来，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等华尔街金融丑闻的相继败露，使人们看清，无比诱人的成长蓝图很可能只是金钱游戏的借口，信誓旦旦的承诺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圈钱阴谋，企业家的道德水准遭遇空前的质疑。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曾经被夸大过的企业家及公司使命感进行了反思。2003年1月，严谨的《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两面派：企业公民的真相》的文章中详细地描述过这一转变——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上世纪90年代企业界最流行的名词之一，如今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发布年报时都隆而重之地介绍企业的社会目标和善行。CSR本身也形成了一个行业，拥有全职职员、网站、时事通讯、专业协会以及庞大的顾问队伍。富时和道琼斯也推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这是好现象吗？也许不。从伦理角度看，CSR有着明显的硬伤：花别人的钱做善事。企业经理人只是受托管理股东们的资产，把原本应该支付给股东的钱拿去做好事，其实很值得商榷。而且，社会政策的扶持方向应该由经理或非政府组织来决定吗？在民主社会，那是选民和当选政客的责任…… 《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度被神话的“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有回到真实的必要。 事实上，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困扰也依然存在，“社会使命感”尽管光芒万丈却与企业的短期利润最大化形成矛盾，这让他们陷入不可能的取舍。在2003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哈佛大学的企业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发表了题为“企业慈善事业的竞争优势”的长篇论文，他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这一棘手的命题进行了梳理。波特的观点十分明确，他以为，“企业从事公共事业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博得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而实质上，则应该集中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强。” 也就是说，波特一把剥去了那层很容易被当作借口而且虚幻得让人沉重的“公司使命”外衣，而从竞争的角度来为企业的公共活动重新定位。企业可以利用慈善活动来改善自己的竞争环境，而只有在企业的支出能同时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企业的公共活动和股东的利益才可能交汇在一起。进而，波特甚至还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让企业家可以找到能同时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既能提高自身竞争力又能提高其所在组群竞争力的慈善活动领域。” 理念的梳理，至此应该已经清晰，关于企业使命，我们似乎可以有以下的认识： 一，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企业应当承担应有的公共责任和使命 二，企业的公共使命的体现，归根到底，应当服务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三，那种脱离了企业现实利益的公共使命，要么是盲目的、紊乱的、缺乏可持续性的，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 第 1 2 3 页 下页：企业使命：从玫瑰色到深蓝色 8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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