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深入了解闽籍商人的精神内核，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曾在福建省多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高层管理岗位任职、对福建省企业历史、现状与发展有着深入研究的方池雄先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企业家无疑是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区域经济圈的逐步形成（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经济圈等），中国也已形成一大批企业家群体。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池雄（以下简称“方”）：“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所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上，可将中国目前企业家群体分布状况概括为“四四四”，即三个“四”。第一个“四”指得是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四大流派的企业家群体。具体而言，我认为目前中国已形成四类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群体：一、燕赵派。以联想的柳传志、方正的王选、四通的段永基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为颇具古代“燕赵”之风，“皇城根子”味较浓，善于从理念层面演绎日常的企业管理经验。如柳传志提出的管理三要素——“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等。二、川蜀派。以长虹倪润峰、希望的刘氏四兄弟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为颇具“一代枭雄”之风，霸气十足，企业管理风格极为细腻，宛如三国时的诸葛亮，事无巨细。三、齐鲁派。以海尔的张瑞敏、海信的周厚健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以儒家、道家哲学理念为根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独成一派，善于从古代哲学的视野高屋建瓴概括企业基本管理经验。如张瑞敏的“海尔是海”、“日日清、日日毕”、“激活休克鱼”、“赛马不相马”等。四、岭南派。以TCL的李东生、华为的任正非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基本特征以“岭南商业文化”为底蕴，大量借鉴港澳华人企业经营中形成的“华企文化”优势，刚柔相济，进退自如，不愠不火、静中有动，独具一格。

　　记：那另外两个“四”呢？

　　方：第二个“四”指得是代表中国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家群体。一、珠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创维的黄宏生，格兰仕的梁庆德、华帝的黄启均等。二、苏南模式。其典型代表如万向的鲁冠球、红豆的周耀庭、华西的吴仁宝等。三、温州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正泰的南存辉、均瑶的王均瑶等。四、晋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恒安的许连捷、安踏的丁志忠、七匹狼的周少雄等。第三个“四”指得是代表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圈的企业家群体，即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和闽东南经济圈企业家群体。其中我们所熟悉的建发的王宪榕、万利达的吴惠天、金鹿的张华安、惠泉的程汉川都是闽东南经济圈企业家群体的代表。

　　记：您的“四四四”架构非常清晰完整的描述了中国目前企业家的群体状况。那么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模式下的企业家群体有着哪些普遍的共性呢？

　　方：共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普遍都具有中国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特质，那就是要（“要”字请删除）敢于冒风险但又不是盲目冒风险，勇于创新，对事业执著追求，对外部反应非常敏捷、深刻的忧患意识等。我记得前几年华为任正非先生深刻反映忧患意识的名篇《华为的冬天》曾经是那样深深感染着我周围的每一个企业家。从更广义的中国大文化的角度看，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其所需要的文化源泉。如儒家伦理中蕴涵的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勤俭节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为乐、甘冒风险、积极进取、追求成就的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的宝藏，它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和“徽商”便是所谓“儒商”早期的代表。

　　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同当地的地域文化、环境等因素更应该是息息相关的。

　　方：的确是这样。严格来讲，我所阐述的“四四四”架构下的企业家群体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你比如：代表中国四大企业文化流派的企业家群体总体的学历水平较高，富有科学远见；从事的一般都是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公司总部一般设在北京、深圳等大都市；所领导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大等。而中国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家群体总体的出身很苦，学历水平较低；从事的一般都是传统性的行业；公司总部一般设在中国三、四线地县市；所领导的企业虽然很多是行业老大，但企业总体规模一般都较小等。从深层次的角度看，不同地域企业家群体体现的更多是个性。你比如就算地域比较靠近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企业家群体，差异也是很大的。

　　记：请您具体展开谈一下。

　　方：这里面内容就很多啦！你比如它们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浙东文化，前者精巧纤细，温柔敦厚，而后者则开拓解放，豪迈大气；前者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制度，而后者则强调个性、能力。显然，吴文化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目前，大量的加工制造业产业群积聚苏州、昆山一带便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浙东文化则更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民间所谓的“吴中多管家”、“绍兴出师爷”指得就是这个意思。此外，还有很多别的方面的差异，如自然地理环境、工商业历史传统和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等。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记：我注意到您前面所谈的“四四四”架构所提到的企业家群体有两处涉及“闽籍商人”，一处是“晋江模式”，另一处是“闽东南模式”。那么同其他企业家群体相比，“闽籍商人”的成长具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呢？

　　方：“闽籍商人”可分为海外“闽籍商人”和国内“闽籍商人”。海外“闽籍商人”主要是由于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海外“求生存，谋发展”所形成的企业家群体。如遍布全球的近４０００万的闽南人（包括台湾、南洋等地）和460多万客家人中所产生的企业家群体。海外“闽籍商人”典型代表如祖籍福清的印尼林绍良、林文镜兄弟，祖籍泉州的新加坡黄亦聪、黄鸿年父子，祖籍永定的胡文虎、胡仙父女，祖籍安溪的香港施子清等，他们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圈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国内的“闽籍商人”。国内闽籍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里有两种主要发展途径。其一，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通过从事贸易、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慢慢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形成企业家能力。这一过程中，农民出身的很多。如恒安的许连捷、柒牌的洪肇设、浔兴的施能坑等。其二，在承包或同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合作过程中，积累经验的同时，完成资本的积累。如才子蔡宗美，福耀的曹德旺等。

　　第二阶段：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开始投资办企业，进行工厂制或公司制运作。这一阶段，大部分“闽籍商人”主要靠的是经验来选择拟进入的行业。因此他们的知识结构、资金实力及历史惯性决定他们只能进入一些传统产业。如“闽籍晋江商人”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纺织服装、陶瓷建材、制鞋业、塑料玩具、食品饮料、电子机械六大传统产业。

　　第三阶段：在实业投资以后，“闽籍商人”又进一步积累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真正能力强的一批企业家逐渐冒出来，他们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运作能力，同时又有能力实施行业上的整合，甚至进行跨国资本运作。如世茂的许荣茂、灿坤的吴灿坤、金源的黄如论、侨兴的吴瑞林、新大陆的胡钢、利嘉的陈隆基、超大的郭浩等。

第 1 2 页　　　　下页：第 2 页 8

相 关 文 章（共2篇)

股权纷争为何总在闽股上演？ （2004-07-20,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方池雄） 关于商人的6种道德批判 （2004-02-02, 经济观察报，作者：黄海川、王晶、薛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