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关方面在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宣告无效后，信誓旦旦、决心如铁地联合起来，要为共同的长远利益，而采取态度更坚决、力度更大、动作更迅猛的行动：就地方政府强力“禁摩”诉诸公堂！

　　据有关方面负责人向本刊记者透露，在不久的适当时候，关于“禁摩”的问题将被搬上庄严的法庭。这将是一场关于合理与不合理的审判，关于公众权益与管理权力的评判，关于法律与权力的较量。

　　当然，我们更愿意从中得到一些更有意义的信息，譬如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放到相同的位置，譬如更有力地保障公众权益，譬如淡化地方权力的影响……等等，等等。我们期待的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更多的是一种新鲜的气象，一种值得庆贺与期望的良好趋势。

　　我们的目光在等待。我们的耳朵在聆听。我们的期待在继续。

　　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得到答案，它将具有利益的最大的代表性；我们相信，一切都会按照更公正合理的方式推进；我们相信，悬而未决不是最终的结果。

　　于是，我们策划了关于城市禁摩的选题，并付诸实践。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声音及时加入。

　　2004:反禁摩在行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陶春苗

　　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占有很大的主动权，而且当地企业一般不会与地方政府把关系闹僵，所以状告政府这种办法，从某种程度上就打了折扣。而更重要的是，摩托车不是支柱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权重大大小于汽车产业，因而其地位也远不如汽车。游说市政府的效果究竟有多大，也很难说。

　　全国141个城市颁布禁摩令，让中国摩托车企业和大举进入中国的日本摩托车企业感受到了空前的生存危机。

　　3月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本自动车工业会、重庆摩托车行业协会、中国嘉陵集团、建设工业集团、重庆力帆集团、隆鑫集团、宗申集团、银钢集团、鑫源摩托以及日本本田、雅马哈、铃木三大家在华的办事机构齐聚中国摩托重镇重庆。在一个“中日改变城市摩托车使用环境专题研讨会”的小型会议上，曾经互为竞争对手的中日摩企为了共同的利益坐到了一起，商议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城市禁摩令。

　　“中日摩托车企业只有联起手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禁摩的城市取消禁摩令，最起码也要让禁摩风不要再蔓延下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副秘书长张大虎透露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初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会议的召集人。

　　一场由中日摩托车协会和知名企业联手参与的“禁摩”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

　　中日联手：全力以赴起诉政府？

　　如何反禁摩？

　　会上，日本本田、铃木、雅马哈三方代表首先提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中日摩托车企业“游说”禁摩的城市，让其放弃禁摩。

　　具体做法是，中日摩企共同出资，印制海报、宣传册，开展摩托车安全环保研讨会，安全驾驶周活动，邀请中国政府官员到日本考察，学习日本在摩托车管理方面的经验。另外根据中国禁摩城市的交通现状，请日本专家做出分析报告，与当地政府一同提高交通管理水平，而不是简单地采取禁摩、限摩的方式来“封杀”摩托车。

　　三家日本企业提出该套“温和”方案的理由是，目前，中国城市禁止或限制摩托车上路的理由很多，包括环境污染、管理难度大、影响城市形象，因驾驶人员素质低下，导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还容易引起交通堵塞。

　　按照方案，初步选取广西南宁和湖北武汉两个城市进行试点游说。由于早前南宁市政府已经公开宣布“2016年让摩托车消失”。因此此次游说的目的是，让南宁在不增加摩托车的数量的前提下，实现以旧换新。整个工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某与会人士透露，“之所以选南宁，是因为当地道路条件较好，容易提高驾驶员交通意识，而选取武汉是因为当地是制造业重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容易做通工作。”

　　与日方温和的态度不同，深受禁摩之苦的中国摩托车企业，则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某与会摩企负责人认为：“与其到处开研讨会、试图说服当地政府，不如选择两个城市，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给予正面狙击！”

　　该人士认为，这一方案的好处在于能首先遏制蔓延的禁摩、限摩风，并能从一点突破到全面开花，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摩托车在城市的行驶。

　　也有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最好是直接对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下手，并通过中央媒体的介入，在全国范围内创造一个有利的舆论氛围。

　　但是，中日摩托车企业和摩托车行业协会都非常清楚，无论是游说地方政府还是状告政府，让它们取消禁摩令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杜芳慈称，中日摩托车企业和协会联合行动，绝不是和当地政府对垒，而是希望通过公关活动，说服当地政府修改或放弃目前的禁摩或限摩行为。

　　据记者了解，中国摩托车工业协会还准备在上海召开相同的座谈会，召集江浙沪板块的摩托车企业进行协商，近期将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

　　“中国的摩托车企业都做好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张大虎称，禁摩的城市大都是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禁止摩托车通行，撼动“禁摩令”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禁摩、限摩再继续蔓延下去，摩托车在城市就没有多少容身之地了。

　　目前有消息称，世界顶尖摩托车企业美国哈雷公司为了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也在积极与中国政府进行公关，希望中国禁摩的城市能够取消禁摩令。

　　中日摩企联手反禁摩公关，胜算几何呢？

　　禁摩：缺乏法律依据的地方权力意志？　　

　 “禁摩的行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没有禁摩的条款，中国的地方政府禁摩，其法律依据不是很充分。”面对记者的提问，雅马哈中国上海事务所所长沃成昌直言不讳。

　　沃成昌认为，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走入了一个误区，在一些政府领导的眼里，摩托车被妖魔化——城市环境污染、交通事故、交通堵塞，所有的罪过，统统归罪于摩托车。其实，这些看法是缺少相应的科学依据的。汽车对城市的污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交通堵塞的几率大大高于摩托车。摩托车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其优点有很多。城市禁摩，实际上是剥夺了消费者选择交通工具的权利。

　　重庆不少摩托车企业的负责人认为，城市禁摩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国家大法里面没有限制剥夺消费者使用某种产品权利的规定，地方政府制定的禁摩、限摩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越南禁摩，西方发达国家不禁摩，交通也管理得非常好。禁摩的城市或者准备禁摩的城市需要改变观念，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手段，提高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而不是一禁了之。这对地方政府不仅是一次考验，也是一个机遇。”实际上，在国内许多城市禁摩以后，一些政协委员曾联名提议，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考虑问题不能脱离现实，全面“禁摩”势必会引发另一方面或更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因此城市“禁摩”不宜一刀切。

　　一声叹息：300亿元成落花流水？　　

　　事实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召集这次重庆会议，实属是无奈之举。

　　2004年，中日摩托车整车生产企业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全行业危机。目前，处于价值链中间的摩托车生产商正面临着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和产品持续降价的双重压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生铁价格每吨上涨了85％，焦炭价格每吨上涨了70％，铝材价格每吨上涨了18％，镍板每吨上涨了60％，钢材普遍涨价20％——30％，橡胶普遍涨价30％以上，塑料普遍上涨20％以上，包装材料上涨20％以上。组装企业消化成本上升空间的极小，而摩托车终端市场价格恶性竞争却愈演愈烈。

　　两头挤压之下，利润急剧下挫。

　　更让摩托车行业雪上加霜的是——原先在国内市场利润微薄的情况下，摩托车企业靠整车出口不仅赚够了大把的外汇，也赚取大笔的利润。然而，从1月1日起实行的新税制使出口退税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使摩托车企业再次遭受严重打击。

　　宗申集团总裁左宗申说，出口退税率下调直接削弱了中国摩托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影响了出口格局和国内市场格局。这对目前整体利润非常低下的摩托车行业打击非同小可。有分析人士认为，摩托车行业出口退税下调4个百分点将使摩托车行业的利润下滑10个百分点。

　　为了拓展行业的生存空间，中国的摩托车企业曾经多次上书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取消费税或减征消费税。然而，好几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左宗申称，消费税的征收格局，短期内仍然难以改变。国家有关部门对消费税调研不断，但“光打雷不下雨”，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继续征收10％生产企业的消费税，不改变征收环节，不减低征收标准，极大地损害了摩托车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

　　与此同时，国家对摩托车的整顿，摩托车生产企业技术“门槛”标准要求的提高，与实际治理的“走过场”，使摩托车行业无序竞争仍将延续下去。“3C”认证如此，目前的“COP”（生产准入）审查又重蹈覆辙，开始“走过场”。许多二、三线品牌企业，连产品自主开发设计能力和强制性检测的基本手段都不具备，也相继通过了″生产准入″。一位业内人士称。

　　面对越来越狭窄的生存环境，一些摩托车企业已经挺不住了，重庆的摩托车企业正面临被迫限产的痛苦选择。有消息称，重庆八成以上的企业已经开始限产，其中波及嘉陵集团、力帆集团、隆鑫集团、宗申集团等国内大型摩托车企业。

　　成本上涨，市场逐年萎缩，反禁摩自然成为了摩托车企业集体突围的主要突破口。

　　“在摩托车行业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禁摩之风愈演愈烈，全国禁摩、限摩的城市已达141个，而且禁令正逐渐从沿海大城市向中西部中小城市蔓延。这让摩托车行业苦不堪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副秘书长张大虎说。

　　据调查，目前，全国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没有禁止或限制摩托车牌照发放的只有重庆、深圳、济南等极少数城市。而今年2月，济南市也动了禁止摩托车在一环以内通行的念头。禁令一出，摩托车企业就只能被迫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将70％的摩托车卖到农村。而缺少了城市的支撑，摩企被迫陷入中低档市场的恶性竞争中。

　　“现在禁摩的城市，大都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城市。它们禁摩、限摩，对中国摩托车的销售影响相当明显。”据张大虎估计，中国的摩托车销量每年因此而被抑制了大约400万－500万辆左右，抑制的销售额大约在300亿元左右。

　　力帆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赵洪称，“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大强于农村，城市居民更关注是摩托车的品质和性能，他们更倾向于购买中高档大排量的摩托车。城市禁摩，无疑抑制了这部分的消费，影响最大的当属国内的知名大企业和本田、雅马哈、铃木等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日本摩托车企业。”据他估计，力帆集团一年将少卖12万－14万辆左右。

　　张大虎称，农村、乡镇的农民对摩托车的要求大都是能够载重、爬坡能力强、低价位；而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购买旅游、娱乐类的摩托车，这些摩托车一般质量好，技术含量高。城市禁摩，也就限制了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也大大地阻碍了中国摩托车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中国摩托车行业只能维持低水平、低档次的竞争，严重抑制了摩托车工业的发展，对于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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