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内存在众多的中小型“自治组织”，它们在双赢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着自治管理，使国家组织保持强劲的增长速度。

　　1．规模与速度矛盾的两个原因：协作抑制与协作过度

　　之所以组织规模越大其发展速度就越慢，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协作抑制。即在一个组织系统内部，各子组织间为保持整体协调一致，必然对系统内某些子组织的潜质和能力进行鼓励，对另一些组织则进行抑制，且规模越大，子组织间关系越复杂，这种抑制就越明显，发展的定义是“有序程度的增加”，这种有序是用低的发展速度作为代价换来的。如为了保证公司业务的完整性，必须对部分业务进行舍弃；为了保证两位核心领导工作方针的一致性，必须调离其中一位；为了开发新的市场，有时必须放弃另一个市场。再如生物体由细胞组成，每个细胞内都有一套能发育成一个完整个体的执行信息系统DNA，一条DNA含有10万个基因，即能表达10万个性状，但每个细胞甚至每个组织也仅仅表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基因，对其它99990多个基因全部进行抑制，终生不得发育，只有对这些近10万个基因的抑制，才有聚天地之灵气，且自身系统、组织间运行高度发达而有序的人类。

　　反之，癌组织的生长速度远比正常细胞高几百、几千倍，只要条件适宜，它就无限制地生长，它是单个细胞内部高度有序，而细胞与细胞之间却极度紊乱，毫无秩序而言，甚至经常发生周边癌细胞吸收周围营养疯狂地生长，致使内部细胞因得不到营养而窒息死亡。

　　另一个原因是协作过度。主要指组织内部要素协作关系过多，反而导致协作效率的降低。即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内部的各种作用要素（如人员、工种、职位、薪资、设备、产品、地域、政策等）的数量也同比例增加，而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却是在以这些要素数量平方的比例增加，且这些关系绝大多数是被动的，无知觉的、没有必要的，甚至有相当比例是有害的，它们是有目的协作产生的副产品——不正当协作，比如为了自身的利益，员工之间自发出现的小团体；分子公司为了抵制总部的政策，内部形成的“联盟”；个别员工出卖公司机密；引进新设备引起与另一条生产线之间的生产矛盾等等。

　　协作过度的另一个表现是惰性增加。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与质量大小成反比，与合外力成正比。企业规模越大，内部的组织层次、员工数量、固定资产数额、原有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等等“质量”指标基数也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扩大，“质量” 越大，协作过度现象越明显，意味着惰性也就越大，惰性大的最突出表现是行动缓慢，加速与减速的时间慢长。

　　引起协作过度的诸多因素中，人员数量过多是最主要原因，也是引起企业“质量”变大的最大贡献者。尤其是相同工作性质的员工数量越多，协作过度越严重，负面影响也越大，应积极采取现代科技手段代替过多的员工，另一方面明确每一个员工的角色，尽量减少协作干涉。

　　企业为了理顺这些要素之间的矛盾，需要额外付出大量的成本，当组织没有能力理顺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时，或处理滞后时， 协作的负效应就体现出来，这种效率有时都低于那些没有协作的组织，“大企业病”出现了。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协作的三种形式，它对理解自治管理很有好处：

　　协作效率高低分为三种，一种是没有协作的松散型组织协作（也不能称之为组织），每个组织都是独立的工作，组织间没有任何分工与协作，也没有任何干扰，最终的协作结果是1+1=2，这种协作效率最低。连锁企业抛开统一品牌、供货、管理、技术、形象等几方面，仅从开设能独立运作的连锁店来看，店与店之间的干扰很少，基本能保证1+1=2的效果，这也是连锁企业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非连锁企业的一个原因（没有协作过度现象）。

　　第二种是同质性协作，即每个组织都能独立地完成整个工作，为了提高组织的整体工作效率，根据业务种类、流程对组织成员进行分工，明确各成员职责和任务，这样的协作结果就是1+1＞2。同时也应该看到，如果分工不合理，业务出现干涉，其结果有可能1+1＜2，甚至会出现1+1＜0的局面，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内耗常常出现于此，“大企业病”的部分病根也在于此。

　　第三种是互补性协作，也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即每个组织不能独立地完成整个工作，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另一方的优势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协作结果是1+1=A，A是远大于2的数，也可以小于2，甚至会小于零。互补性协作能完成单个组织不能完成的工作，也是人类进步的最主要动力。遗憾的是，大企业病的发生，除了上述同质性协作中出现的问题外，还有就是互补性协作中的问题，导致这种原本效率最高的协作，在实际运作中有时竟比松散型协作的效率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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