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些什么？还是想想白酒吧，在商言商，在酒言酒，这也是本分。说到酒，上午在跟一位“靠数据说话”的酒业资深人士探讨时，该人士还提到，上半年不管是四川的全兴，还是湖南的酒鬼，包括江苏的洋河都实现了扭亏。尽管其盈利不是很丰厚，但其扭亏的意义不容小视。在日前刚刚结束的白酒行业工作会上，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耿兆林理事长也指出，从今年前半年的统计数据看，全国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白酒企业，其数量在减少，但是剩余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在扩大。

　　困守与挣扎，自省与萌动，是笔者对时下向纵深发展的白酒行业的一点粗浅认识，时间过半，梳理一下上半年发生在行业内的大事，看看我们有没有新的发现？

　 　应该说，经历了三年前税收调整的巨大冲击，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能让今天的白酒行业感到震惊和恐慌的了。虽然“一切皆有可能”，但近两年的白酒行业从“外部观之”正表现出鲜有的平静。平静是平静，但平静终归是表面。由内观之，白酒行业的持续调整仍然在进行之中，并且已经越来越深入到了行业深层，尤其是作为行业的主体———各名优白酒企业的调整已经触及到了诸如体制、分配等这样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时，在内部调整中，企业与政府之间围绕各自职责和定位，尤其是企业为争取更多的宽松政策和政府为获得更多的企业上缴税收支持而展开的博弈一刻也没有停息过。

　　回到主题上来，分析和总结今年上半年白酒行业的形势，我们需要借助行业名优企业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及其行业热点事件来考察，同时，在评述行业热点事件和提出论点之前，笔者还是首先想从产业政策层面做一展开性论述。

　　从白酒是否恢复专卖

　　引发产业政策再认识

　　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国家对白酒产业的限制发展的政策和态度。

　　之所以重提这一问题，并说它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是因为从去年岁末开始行业内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声音，其传达出的大致讯息是白酒还要恢复专卖。可以确定，这个“声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出自政府相关部门。但即使是这样，也同样不能说明其进一步的确定性。

　　就事论事，白酒专卖是一个很久违的话题了，就今天的现状而言，对白酒恢复专卖好象是不合时宜的，好象是一种倒退。但若单说专卖实施的条件和实施专卖的目标和结果，白酒又是再适合不过的。因为它是最民族化的产品。同时，由于部分酒税的流失和预期酒税与现实收缴税收的不小落差，再加上过度竞争导致的市场无序混乱状况，实施专卖后可能会对国家税收增加、规范市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笔者这样表述，并不代表着个人对“白酒恢复专卖”政策的赞成或反对，在这里只是做一理论分析。

　　就像当初的酒税一样，因此，不管这一消息是否真实，不管这一消息是否会得到行业尤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接受认可，其都给我们再次传达了一个信号———这也就是在本节开头提到的国家对白酒产业的限制发展的政策和态度：可以再次确定，国家对白酒产业限制发展的政策长期实施，短期不会改变；可能变化的只是其限制发展的程度和和对进一步加深或减弱程度所持有的态度；最终态度决定程度。笔者以为，这是今天我们再次谈论白酒产业当前形势及其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

　　明晰了这样一个前提，时刻注意防范政策风险是必要的：企业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准备，尤其是在行业逐步成熟、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少一点失误就会多一分胜算。

　　公共渔塘跃向私人渔塘的

　　民营化转制

　　接下来应该论述和分析转制问题，这也是今年上半年行业的一大热点问题。

　　公共渔塘和私人渔塘是关于体制问题的两个形象比喻，不言而喻，前者代表国有机制，后者代表民营机制（包含股份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酒业对财政的巨大支持作用，传统的白酒行业普遍以国有企业为主，而且越是效益良好、规模较大、成长性强的名优白酒企业国有资本在其总股本中占有的比例就越大，各级政府对其的控制力也越强。行政干预过多，国有股“独大”的状况，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企业难以避免地染上“怪病”，内部权责不明、职责不清、决策缓慢、呆板僵化。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给企业松绑，增加企业活力，业界前沿人士很早就开始了对白酒企业转制问题的研究探索，有的甚至也开始了积极的尝试和实践，因此转制问题并非始于今年，就国有名白酒企业的转制问题而言，准确地说应该是在今年结出了“硕果”，当然在这其中有前人的实践和尝试。

　　今年早些时候，三驾马车之一的剑南春率先“变身”成功，从公共渔塘“纵身”跃向私人渔塘，以董事长乔天明为首的高管层顺利实现对企业的控股并很快完成平稳过渡，给了业界其他名酒企业极大的震动和鼓励。正如预料，民营化以后的剑南春企业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释放，生产关系的解放也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并再次引发了“2004年的提价”事件。可以估计，剑南春转制以后的积极作用还将在未来的企业发展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角逐中进一步显现。

　　剑南春的成功转制确实是一个“奇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也正如我刊此前分析的那样，剑南春的成功转制让许多照常理分析不可能“变身”成功的企业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这其中包含茅台和五粮液。值得一提的是，与剑南春素来交好的茅台今年成都糖酒会上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议程就是有关高层亲自组织有关人员带队到剑南春“取经”学习。而对于酒大王五粮液而言，近期坊间盛传其也有类似的想法，包括几月前的高层人事调整据传也跟此有关。但没有得到相关证实。

　　与茅台、五粮液不同的是泸州老窖、汾酒、古井、全兴。在这几个同样是中国白酒重量级的品牌中，全兴恐怕是探索MBO或转制最早的一个企业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兴的“谋划”一直未能成功。而对于在酒税中曾经遭受创伤的古井来说，“嫁”出安徽的想法一直存在，“嫁”出安徽的行动和实践也一直存在，但结果一拖再拖，总是不能成就所愿。还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古井和深圳万基两厢情愿的“恋爱”就要产生结果的时候，可是变数横生。对于酒业而言，“恋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甚至也不是两个人、三个人的事情，究竟是几个人的事情只有个中人才能说清楚。说泸州老窖，除了在下面还会提到其重大人事变动外，截止到目前，笔者还没有听到其和此相关的说法。而地处山西、近年来恢复和发展明显、行政色彩最为浓厚的汾酒，今年的计划仅仅只是完成对社会办企业部分的剥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国有股部分减持，改善“一股独大”的状况。与其他名酒企业相比，这一点或许只是其迈出了一小步；但对于他们而言，其付出和努力争取来的却是一大步。

　　“国退民进”， “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的竞争领域退出”，虽然这是整个大环境，大的政策，但对于白酒行业和行业内的名优白酒企业来说却并非如说这样简单，对于它们而言，转制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尤其是民营化的转制，国有资本如何退出，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如何才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值得研究。

　　洋河酒业股份公司的一位副总在公开场合曾经这样无限感慨地说过：“国内著名的白酒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体制较为僵化，这也是困扰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内实力最强的白酒企业几乎都是股份制企业，或者是上市公司，灵活的运作机制是白酒企业快速发展的要素。”

　　不容质疑，属于非特殊领域的白酒行业其民营化的进程是挡不住的，可以肯定地指出，从公共渔塘跃向私人渔塘也必将是白酒行业未来的一个转变趋势。但当前，作为企业而言，不管是MBO，还是其它企业参股、控股，有想法是对的；但想法的实现要等待成熟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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