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宁波帮”浓厚的“感恩”色彩中，“新宁波帮”有理由浓妆登场了。

　“新宁波帮”不应只成为海内外“宁波帮”血缘的承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宁波帮”也不能拘囿于地域的制约。而且，以混合经济为主色调的宁波，也不能把“新宁波帮”简单的用所有制进行框定。

　　新一代的宁波商帮应当是“丰富多彩”的。在已经过去的20多年里，他们功效卓著。而面对新的历史时期，新一代的宁波商帮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透过对一个有着历史与现实商帮的研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中国企业明天的道路……

　　当“浙江人经济”研究逐级升温的时候，对“草根浙商”的探讨开始回归“种子”的本位。我们举双手拥护这种本质的“归位”。　

　　“人对人，企业就对了。”宁波一家企业的理念如是说。

　　这便使得我们以解读“新宁波帮”的名义解读宁波20年背后的进程变得水到渠成。

　 “草根”不是宁波或者浙江商人们的过错。“草根”折射出来的创业苦难，恰恰是我们崇敬的心。崇尚财富，崇尚的应该是创造财富过程中的艰难困苦。

　　奥克斯的郑坚江总裁是如此看待苦难的：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当你战胜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当苦难战胜了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这是郑坚江最为常用的一句话。郑所领导的奥克斯集团被看作是宁波最有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因而这句话多少也可被视作宁波财富创造者对苦难的“世界观”。

　　真正的强者，是那些有资格骄傲却不骄傲的人。

　　务实、低调，平和、敬业的“新宁波帮”把此演绎的完美绝伦。

走进宁波，首先应该走近的是这群“特殊”的宁波人。

　　“草根”孕育的巨大财富

　　让我们随手找出一些足可以代表宁波财富创造者的“原始状况：”

　　1986年，在郑坚江出任鄞县龙观乡办钟表零件厂第8任厂长之时，厂有员工7人，固定资产不到10万元，而负债20余万元。这就是奥克斯的前身。今天的奥克斯已成为一家拥有17000名员工，资产55亿元，年销售突破百亿元，涉及家电、电力、通讯、汽车、新能源五大产业的中国企业500强。

　　雅戈尔，20多年前仅是一家以2万元知青安置费创业的乡镇小厂。

　　杉杉，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是一家员工不足300人，负债300多万元的地方国营服装厂。

　　帅康，前身是余姚调谐器配件厂，1984年时，只有几间破旧平房，58名员工，固定资产原值不足7.5万元。

　　华通，1982年创办时，7把老虎钳，7条汉子，2000元固定资产。

　　罗蒙，1984年开始创业，创业时只有员工几十个人，开办经费2.2万元。

　　舜宇，创业之初的1984年，有8个高中生，6万元贷款。

　　金轮，陆汉振接受时的这家村厂小厂1986年仅有10来名职工，2500元资金。

　　金田铜业，1986年，8个人，土法上马，一个简单的溶炉，一间简陋的车间。

　　1984时的培罗成，一个叫史利英的家庭妇女用1000元钱开始了裁缝事业。在离宁波市区大约10公里不到的地方，有一个叫江六村的村庄，这是一个２００多户的行政村，时年４０岁任村妇女主任的史利英，为了解决村里的富余劳动力，率领19个姐妹，用1000元钱，开办了江六村化纤劳保用品厂，那时缝纫机都是十几个妇女家中带来的，从劳保手套、袖套、围裙等产品简单加工起家。

　　1978年---1987年，正是宁波民营经济的萌芽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宁波民营经济的表现形式主要以乡镇企业和个体户为主。随着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下发，1982年底，乡镇企业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有13614家，占总数的95%，并推行了“利润包干，联产计酬”的措施，到1987年，宁波全市签订各类承包合同78.4万份。乡镇企业开始了第一轮的蓬勃发展，从1979年的7712家上升到1987年的47527家，在1979年到1983年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07%的速度递增。个体户也从1979年的552人，递增到10.57万户。

　　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在经历了保护调整阶段　（1988年――1991年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1997年）、全面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上述企业大都已跻身于中国企业或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经这些企业为代表的近30万家民营经济实体去年实现增加值1240亿元，占宁波全市GDP的70%。

　　2003年，宁波GDP达到1770亿元，11项经济效益考核指标继续保持全省老大地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在长三角15个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3位。

　　在由中国社科院推出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比较报告》中，宁波的经济结构与制度竞争力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名、第3名。

　　宁波的魅力让人诧异。

　　“宁波帮”的精神传承

　　让时光倒退20年。

　　1984年之前的宁波，很少为外人知晓。“宁波？宁波在哪儿呀？”面对这样的提问，宁波人的回答是尴尬的：“在上海的北面，杭州的东南方向。”――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能记得宁波。

　　所以，当宁波被列为计划单列市时，很多人把理由归结为邓小平对宁波的特别关爱和青睐。

　　正是在1984年的夏天，从未到过宁波的邓小平为宁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独特“窗口”。小平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几乎所有的宁波人都愿意相信，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默默无闻的宁波之所以能迅速提升其城市地位，并能领先一步与世界接轨，“宁波帮”是宁波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巨大“资源”。

　　没有“宁波帮”的宁波，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许许多多在那个时候刚刚萌芽，初出毛庐闯荡市场的郑坚江、郑永刚、李如成们而言，海外“宁波帮”的成长、奋斗经历使他们有了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20年中，“宁波帮”给宁波带来了看得见的6亿多元捐赠，带来了让宁波人听得到的声望名誉，其实，更重要的是，是给了很多宁波第一代创业者精神的薰陶。

宁波人更愿意这样去理解：宁波固有的群落文化让“宁波帮”扬名立万，而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在持续地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宁波帮”。

　　这是一种文化深处的“基因”传承。

　　2004年8月，一场以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邓小平同志“把全世界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指示发表20周年的宁波帮大会在宁波隆重开幕。

　　在浓厚的“感谢”色彩中，“新宁波帮”有理由浓妆登场了。

　“新宁波帮”不应只成为海内外“宁波帮”血缘的承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宁波帮”也不能拘囿于地域的制约。而且，以混合经济为主色调的宁波，也不能把“新宁波帮”简单的用所有制进行框定。

　　新一代的宁波商帮应当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的根在宁波，比如杉杉，“脚”（生产基地）在宁波，“头脑”（总部）在上海，“眼光”（战略布局）却已呈国际性的。比如浙江宏润集团，他们在上海、在全国赚钱，一年上交象山的税金却可以是1000多万元。

　　截至2003年底，宁波从事外向型生产经营权的3037家企业中，99%为民营企业，并形成了一批出口创汇超亿元的龙头企业。同时，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创办企业和机构363家，项目总投资9609.44万美元，分布在56个国家和地区。全市有292家民营企业吸收引进了外资，外商投资总额16.6亿美元，投入注册资本8.6亿美元，有520多家民营企业出口创汇，出口额达357亿元。

　　甬江――这条宁波的母亲河，早已不是一条只属于宁波人的甬江。鸦片战争后，国外的洋船轰轰烈烈地进来了，苦于生计的一批宁波人拿起三把刀（莱刀、剃刀、剪刀）从这里远离故乡，漂洋出海。这是第一代宁波帮的雏形。

　　今天的宁波，也即将告别交通的末梢年代。随着杭州湾的“天堑变通途”，世界最大的跨海大桥将把宁波与中国最具国际的上海大都市紧密相联，宁波理应走得更远。

　　属于世界的宁波，无疑将崛起一群既属于宁波，又属于世界的“新宁波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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