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谷》里的中国商业智慧 _ 文库

　　《白银谷》讲述的是山西太谷康家天成元号的故事。他们的董事局主席是康笏南，一个在商场和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巨贾，他是当时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主要基地的西帮票号中的一份子，他们掌握着清代尤其是晚清全国的金融命脉。我暂且截取电视剧中的几个片段，来欣赏一下当日西帮票号的经营和管理智慧，物换星移，不变的是商业的艺术。　　

　　邱泰基是天成元的一位重要的职业经理人，也被康家的三爷（此人后来继承了康笏南的事业，当时也是董事局主席位置的有力争夺者）所一贯器重，在天津分公司的挤兑风波中，邱泰基临危不乱，表现出了过人的冷静和智慧。随着职位的日益稳固，自恃有功的他渐渐流露出了自满和骄傲，这一切在他休探亲假回太谷的时候总爆发了。　　

　　在北京分公司员工的怂恿下，邱泰基僭越了当时的官府规定，用了绿呢八抬大轿作为交通工具回家，这好比是现在的一个大公司经理，私自用了警备区司令的车一样。最终，这位邱老帮被地方官员截下抓进了大牢，人最后是保出来了，但是康笏南对他已经是十分的不满了。　　

　　就在邱泰基获释前往老板的宅子的时候，康笏南身着平时很少穿的那套捐来的官服，和重要的家族成员一起迎接邱泰基，并且口口声声地说“受花翎四品衔补用道康笏南，在此恭候邱大人大驾!”　　

　　毫无疑问，邱泰基的反应自然是被吓的两腿发软扑通倒地。后来，他甚至试图以自杀来回应康笏南对他的批评。　　

　　作为一个精明的经理人，邱泰基是值得称道的，并且在康笏南心中，也的确思考过是否用他来接替现任的老总经理孙北溟。但是对于这种有着极高天赋并且自出道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员工，如果不让他们吃点苦头，恐怕是很难达到练达成熟的境界的。康笏南深深知道，在顺境的时候，这些员工往往自恃业绩优异，把他的批评当作耳边风。而恰恰是这样的事件，提供了康笏南一个很好的教育员工的机会，他历数邱泰基以往的“出必舆，衣必锦，宴必妓，排场大了”的严重错误，责成他深刻地作出了检查，并且以降职、降薪水和股权作为惩戒。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教训，邱泰基才得以从一个仅仅是业绩优秀的经理人成长为卓越的经理人并最终成为了总经理的接班人。　　

　　康笏南的这一次着官服，不仅深刻地教育和刺激了邱泰基，也迅速地把这个事件的消息扩散，很好地警告了有着和邱泰基相似毛病的驻外分公司总经理，明确地传递了总部对分支机构的纪律要求和公司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个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董事长的“事件管理”。　　

　　康笏南第二次着官服也是为了邱泰基。但是这一次是表扬而不是批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由于天成元号总经理孙北溟的决策失误，致使北京分公司撤离时间过晚。北京分公司在总经理戴老帮病逝的情况下，时任副总经理的邱泰基勇敢地挑起了重担，把资金以最安全的方式做了转移，虽然在回总部太谷的路途中帐本遭劫，但是，最后还是带着全体员工以及戴老帮的遗体回到了总部。尽管孙北溟不断地挑唆康笏南说，邱泰基因为没有保护好帐本，最多是个功过相当。但是，这时候康笏南还是表现出了一个董事长的远见卓识，他不仅身着官服，以最隆重的方式迎接邱泰基及北京分公司的员工，还对这些员工进行了嘉奖。　　

　　激励和惩罚从本质上讲，只是硬币的正反两面，管理层正是通过这样的事件，来传递公司“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我们当今几乎所有有点规模的企业都喜欢讲企业的价值观，但是又大多只停留在笔墨。员工所领悟的企业价值观，更多是来自企业主和管理层的实际行动。天成元的管理层，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着一百年前的这个家族企业虽没有形成系统文字却深入骨髓的企业价值精神。

　　在天成元内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执行董事康三爷、分公司总经理邱泰基为首的变革派，他们一直希望把西帮票号改制成现代银行的体系；另一条是董事局主席康笏南和总经理孙北溟为首的保守派。但是保守派的两个人立场又有所不同，康笏南的出发点，是担心现代银行体制不符合国情，而孙北溟的出发点，是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康笏南初期也是希望变革的，这种愿望在他巡视汉口分公司并召开全国分公司总经理会议的时候达到了顶点。但是，邱泰基在会议上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又使得他的这种变革想法嘎然而止，并且放弃了提升邱泰基为新任总经理的念头。　　

　　康笏南对西洋银行和西帮票号的归纳是正确的，“西洋银行注重章法，西帮票号注重人”。这个论断的背后其实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之处。以基督教作为伦理背景的欧洲文明，它的根本落脚点是理性主义；而以儒家思想作为伦理背景的中国文化，他的落脚点却是人性的。而企业变革最大的阻力其实便来自于文化，不假思索的就把洋人的东西乱用一气，这种所谓的变革只能是把企业整的不三不四。所以康笏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早年也吃过洋人的亏，知道在洋人口中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如果在缺乏国家实力制衡的前提下，只能是“被洋人所惑就是放弃了银子还要挨刀子。”　　

　　在晚清腐败的官僚体制下，现代银行的产生机制——现代财政制度——还没有产生，这个时候变革票号，不仅会使得原先那些官僚的黑银丧失洗钱的管道，并且在政治上也得不到根本保证。票号最终的确是消失了，但是那并不是康笏南这些晋商的错，那是晚清政府本身的问题。所以在电视剧结尾处，说天成元在晚清政府垮台前经过变革获得了又一次发展，我总觉得是小说家言，无论是社会的大环境还是企业的小环境，我总找不到变革成功的几个基本要素。　　

　　经过汉口的全国业务会议，虽然没有对天成元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银行变革，但是在业务策略上，康笏南还是中和了大家的意见，做出了“南放北收”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得当年的年利润达到了120万两白银。　　

　　孙北溟的“全线业务收缩”和邱泰基的“全线业务拓展”，从本质上说，他们都犯了一个毛病，把中国当作一个单一的市场。这是现今企业也大多犯过的一个毛病。但是中国幅员十分辽阔，省份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情况各异，变革不仅需要有着先进的管理思想，更需要结合各地的实际适时而变。一刀切的变革，那是想当然的本本主义，不是真正的革新。

俞雷：俞雷：曾任职于世界500强企业的玛氏中国、欧莱雅中国，现任帅康集团浙江康纳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有着10多年丰富的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工作实践经验,是中国知名的营销专家和财经作家，《销售与市场》杂志专家团成员。俞雷著有《最糟糕情况下的营销》、《逃离外企》、《公司名利场》、《追寻商业中国》等书，并曾为FT中文网、《21世纪经济报道》、《销售与市场》、《浙商》等知名财经媒体撰写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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