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这样讲？一、它的出台，在业界引发巨大“轰动”，3年多来业内媒体的相关讨论持续不断，使得整个行业的“税法概念”从未像今天这般“强化”；二、消费税在生产领域重复计征，并且在公平税赋上缺乏可行性操作，因而带来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不正当竞争加剧，这在其它行业乃至其它国家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近来，一则“从量消费税有望减免”的消息在网上和一些媒体上广为流传，再次触动白酒行业敏感神经。为印证此说，笔者日前专程走访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先生，请他就这一问题从概念上予以廓清。

　　马勇副会长说，有关消费税从量计征政策可能调整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但也不像网上流传的那样会“一蹴而就”。正确的概念是：目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白酒消费税从量计征的问题高度重视，正在对此进行研究。

　　为什么税收调整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马勇详细披露了近一个时期有关此事的运作情况：白酒从量税自实施以来，已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对此高度重视。除2001年相继在山东、四川等地召开白酒行业大规模调研座谈会，将40余家白酒骨干企业的意见汇编成专题报告向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反映外，相关工作我们始终持续在做。2003年11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酒类行业管理调研时，我们白酒专业委员会再次向发改委提出：白酒从量征税加重了骨干企业负担，助长了小酒厂泛滥，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希望尽快予以改革。我们的建议得到国家发改委认同，并将此意见与改善酒类管理的建议一并上报国务院。2003年12月24日，温家宝总理批示“请人庆同志阅，一并研究”。去年以来，鉴于白酒从量税对行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晰，白酒骨干企业经营困难越来越大的实际状况，我们又多次向国家反映，提出尽快取消从量税的意见。最近，新华社在《内部参考》第99期上刊发《从量计税使白酒生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的专题报道，进一部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又于去年12月组织全国15家大型白酒骨干企业，围绕从量税的有关问题在北京顺义进行了深入研讨，相关意见正在整理上报中。依据这些基础工作，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就阻碍白酒行业健康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具体解决方案。

　　一项税收政策的调整绝非小事，它牵涉多方面问题和利益，需要一个协调、解决过程是正常的。但是，不管这个问题解决得早与迟，它都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白酒5角钱消费税从量计征出台之初，“反弹”最早也是最激烈的，当然是不堪重负的众多酒企，他们将之痛苦地形容为“悬崖边上的5角钱”；但是，当“从量税”意无返顾地付诸实施、当众多酒企的呼唤在无奈中日渐喑哑之后，愈来愈多的业内外有识之士和相关管理、运行部门终于发现：这看似不起眼的区区5角“从量税”，不仅把众多酒企（包括众多知名大中企业）压折了腰，而且把整个白酒产业压变了形。它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忧患，一种造成产业结构性突出矛盾、危及老百姓消费安全、阻碍国家税收合理性增长、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人为之患”！

　　企 业 之 患

　　2001年4月上旬，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条在社会上并不引人关注的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将对烟酒消费税进行调整。

　　2001年5月，一纸《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酒类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真正让酒企感到了危机：自当年5月1日始，国家对白酒正式实行“复合计税”新政策。即在过去从价征收白酒消费税的基础上，再对每斤白酒按0.5元从量加征一道消费税，同时取消以往外购酒可以抵扣消费税的政策。

　　“如果全国所有的白酒厂家都在增税中死光了，‘五粮液’最多也就比在座的同行多活几秒钟。”2001年，“五粮液”在一次增税问题研讨会上的表态后来成为业界的一句“名言”。

　　“五粮液”尽管没有死，却被着实扒了一层皮，它的“尖庄”、“干一杯”等低价位优质大众化产品从此身陷“冷宫”；

　　业内另一位大哥大“剑南春”，境遇同样不佳，而今它的“绵竹大曲”与“尖庄”同命相惜。

　　不过，与他们相比，四川的“沱牌”、安徽的“古井”、山西的“汾酒”、山东的“泰山生力源”、“兰陵”、河南的“仰韶”、“赊店”、“板倒井”……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以传统中低价位酒生产为主的这些知名酒企，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税变”当中或一蹶不振、或险遭灭顶：

　　“2.5-10元的酒在我们企业占80%。”四川沱牌股份有限公司马立军说，“实行‘从量税’后，每瓶10元的酒要摊到5%的消费税，每瓶2.5元的酒要摊到20%的税。也就是说，加征这5角钱后，2.5-10元的酒消费税由过去的25%增加到30-45%，再加上8-10%的增值税，总税赋达到53-55%。低档酒的毛利一般只有20-30%，以前一瓶酒只赚几分钱，现在一瓶酒要亏几角钱，低档酒根本没法做。与2001年之前相比，我们的利润下降了90%多。”

　　“2001年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分水岭。”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锋说，“从1994年到2000年，我们每年平均实现销售收入8个亿、两税1.7个亿。但2001年以后至今，我们每年平均销售收入只有6个亿、两税1.2个亿，绩效大幅度下降。中低价位酒是我们主要产品，‘从量税’出台后大量低价位酒不能再生产，不是销不出，而是不能销。企业处在销售意味着亏损，不销售意味着丢市场的两难境地。”

　　“以前我们的‘北方烧’，现在叫‘杏花村’，那是5-6块钱的酒，过去所有的税加起来是45个点，加上5角钱后就是55个点，现在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高明说，“去年我们勉强生产了1.1万吨，今年到目前（2004年12月）还不到3000吨。‘从量税’给我们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

　　无论品牌、资金实力还是企业综合抗风险能力，“沱牌”、“古井”、“汾酒”等绝非一般厂家可比。特别是品牌、技术和资金优势，使他们拥有足够能力实现困境中的软着陆、并通过自身品牌、技术内涵的深度开掘，完成其产品结构向高端领域的快速调整和转换，最终大难不死、化险为宜。

　　但是，像这样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在全国又能有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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