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96年发生在云南省会泽县假酒中毒案，中毒192人，死亡35人；1998年发生在山西省朔州市假酒中毒案，中毒1000余人，死亡27人；2004年1月和5月连续两次发生在广东省东莞市和广州市假酒中毒案，中毒50多人，死亡14人。这是广东省1989年毒酒案死亡60多人之后发生的又一重大事故。据了解，80年代末到现在，毒酒中毒惨案几乎年年发生，全国各地共发生假酒中毒事件650多起，中毒伤残7000多人，死亡400多人。

　　然而，至去年7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国家行政许可法》以来，对尚无国家法律、法规的酒类市场来说，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国目前对酒类市场的管理主要以许可证管理为主，而《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只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政府规章无权设定行政许可。这就使许多仅靠政府规章管理酒类市场的省、市、区，造成了酒类市场管理严重失控，原有的酒类管理队伍面临解散的局面。混乱不堪的酒类市场更加恶化，制售假冒伪劣酒更加猖獗，酒类产销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难以保障。

　　“大酒厂避税，中酒厂欠税，小酒厂逃税，乡镇及个体酒厂根本不交税”的局面早已趋于普遍。据调查，酒类产销企业逃、避、偷、漏税的主要手段有：

　　1、侵蚀税基。如生产企业内部设立销售公司，实行关联交易；低价出售，并从代理商返还利润；采取贴牌生产或买断品牌，生产厂家品牌由销售商买断，名义上是销售商创品牌，生产企业只是委托加工；销售商称，买断的是生产企业品牌，只管销售，不管生产，从而产销企业两头漏税；

　　2、瞒报产量或销量。少开或不开发票；

　　3、采取“四不”手段。即：不工商注册，不税务注册，不做帐，不开票，逃脱监管；

　　4、采取定额包税。实交税金与应交税金相差不成比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酒类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偷、漏税的竞争。据财政部专家测算，建国之初至1979年，我国烟酒专卖，其烟酒税利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20%。2002年全国财政总收入2万亿元，烟酒税利最少应该不少于2400亿元，但实际上这年烟草税利入库1500亿元，酒类税利入库只有150亿元，从烟酒税差上看，2002年全国酒税至少少收了750多个亿。

　　假酒、毒酒猖獗，酒税流失严重，是我国酒类市场突出的问题。除此，我国的酒类市场由于管理失控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酒类生产盲目发展，产销严重失衡，竞争秩序混乱；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小酒厂，吨酒耗粮平均超过大酒厂一倍以上，粮食浪费严重；酒类市场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致使外商纷纷抢占中国酒类市场。

　　目前全国年产5万吨以上的80多家啤酒企业中，已有70多家被外资控股。由于加入WTO谈判时，我国没有象其它国家把酒类列为特殊商品，而是列为一般商品，因此，中国的酒类市场是完全放开的，这必然成为世界各国必争的市场。2005年后，酒类市场必将遇到外资的无序竞争，数百亿的利润将要外流，民族酿酒业受到严重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酒类行业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队伍，酒类市场虽然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齐抓共管，但从市场情况来看，这种分段管理的弊端显露无疑，有利可图各部门争先恐后，追查责任时却都在推委，责权不明，同时各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的重点各不相同，存在法律真空和漏洞。法制上的欠缺和执法主体的空缺，酒类市场得不到有效治理，结果形成了大酒厂被小酒厂冲击，先进技术遭落后工艺排挤，纳税的被偷税的打败，真酒被假冒伪劣酒取代的混乱局面。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一个有效的、全国统一的酒类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统一的酒行业管理机构。我国1979年开始停止酒类专卖后，国家把酒等同于一般商品，没有作为特殊商品来管理，政府部门对酒类市场无法依法行政，这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更何况我们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现在酒类市场虽然有多部门管理，但国家没有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管理机构，执法主体不明确，责权不明，无法根治酒乱。

　　另外，市场准入是最关键的控制环节，但国家质检总局只对生产发放许可证，同时实行生产许可的目的只是为了监督产品质量，对于促进形成合理的、税收最大化的产业结构等行业管理基本不考虑，结果形成了全国酒类市场严重失控的局面。从取得国家白酒生产许可证企业情况看，有一定数量的企业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取得许可证，根本没有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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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立法应超越部门利益 （2005-05-18,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赵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