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来外界传言古井偷税，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效金: 我认为界定公司是否“偷税逃税”，一定要从其源头、目的及周围的环境来分析。古井贡于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但开始于1994年的消费税（缴15%～25%）是促使古井贡与销售公司合并缴税的最深原因。消费税从严格理论上讲是指消费者消费了多少酒才要缴相应额度的税，而国内所指是生产多少就缴多少。如果加上增值税（10%）、所得税(33%)等，公司则可能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当时许多要缴消费税的企业都在想办法减轻企业负担。其中之一的办法就是设立销售公司。其实销售公司的设立，对公司、对政府、对当地财税机构都是有利的。我们古井贡每年的年报表中都有财务数据公告，在这些公开材料中都明确地表明是与销售公司合并纳税的，如果说古井贡纯心偷税逃税，为什么还要公告？

　　记者：按你的说法，古井贡这样合并纳税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王效金：古井贡出身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从1996年上市的第一天起，就要向当地缴33%的所得税，而其他酒企业则只缴15%的所得税。

　　当时，为了推动企业上市，国家允许地方财政对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实行先征后返政策，当时全国所有白酒类上市公司都按此优惠政策缴纳企业所得税。古井贡是一个老国企，从来未曾少缴过一分钱的税，但企业按33%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后，亳州市地方因财力不足税收返还较少，所以造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一直比较紧张。

　　而我们企业内部知道合并纳税是不合适的做法，所以很早就开始做好分开缴税的准备。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提前在2005年下半年开始分开纳税，只是考虑到如果我们分开纳税而其他同行还一直合并纳税，那我们的市场会受到较大的竞争压力。在这过程中，地方政府曾提醒过合并缴税不行，但考虑到企业的特殊情况，一直未采取果断的方式中止合并缴税。

　　记者：如果财政部真要追究过去几年的合并税收款项，对目前的古井贡来说是否很不利？

　　王效金：我们对此次税收问题有三个态度。第一，承认错误，不找理由，不找借口，不推卸责任，深刻检讨自己。第二，立即整改。第三，我们会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企业要缴的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白酒从量税、能源交通、教育、水费等税加起来，税务负担已达到了50%。我们希望财政部考虑这些具体的问题，帮助上市公司能顺利渡过此次难关。

　　当然，我们在财政部还未对此事公布处理结果前，也做好了最差的打算，如果分开纳税，一年古井贡的税收就增加了5000多万元，我个人的估算，分开纳税后古井贡的年税率达到了53%。古井贡也估计到了这次事件，可能会对古井贡产生巨大影响，所以采取了一些积极应对措施。目前公司的经营非常正常，仍然按年初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今年白酒仅5月份销售收入现金回笼就已达8500万元，比去年同期的销售淡季增长了一倍多。

　　记者：面对这一困境，公司目前有什么对策？

　　王效金：从目前来看，古井贡被查税的确是一个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分开纳税未必是一件坏事。我们相信，随着税务政策在白酒业纵深推行，分开纳税是必然走向。而古井贡第一个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可以更好地调整公司架构与营销策略以适应这种趋势。

　　最近我们确定了目标，重点调整6大方面，即重点发展高端和中档产品，调整产品价位、产品结构、控制费用支出、降低财务成本、抓好经营工作等措施。但从传统营销模式向现代营销模式的转变，付出的成本也会很大，这对古井贡短时间内的业绩会有一定影响。但我相信，在当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处理好这次危机。

　　记者：这次古井危机在你20年经营管理中应该算是一个关口？

　　王效金：在企业的发展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没有风平浪静，随时都会遇到一道道的急流、一道道的险滩，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渡过这个急流，排除这个险滩。你渡过了，就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另外，我们企业不是制订政策的，我们是适应政策的，是执行政策的，但在有些政策面前我们确实感到无奈。　　

　　告别“英雄主义”

　　记者：你在国有企业已经做了20年，在你看来中国企业当前最缺的是什么？

　　王效金：是制度。中国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两大怪圈，这两大怪圈严重制约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并且一直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一是“轮回”的怪圈。当今中国企业三五年的成功并不难，难的是像可口可乐那样保持百年的成功。古井也是在这个怪圈中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并且一直在探索中前行。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怪圈。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阶段，一个企业的命运往往维系在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身上。这种现象严重制约着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制约着古井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将企业的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在各方利益协调下，或者说建立在各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一切才会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要摆脱这样一种怪圈，就必须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形成一种系统的支撑力量，才能避免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再次发生。

　　记者：过去许多年，中国企业都是靠个人英雄主义来发展的，从而忽视了制度的力量，现在在这两者之间你是怎么看的？

　　王效金：制度的建立者往往就是制度的破坏者，当年我也给古井建立一套很好的制度，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由此造成实践中我成了制度的破坏者。现在古井喊出一个鲜亮的口号：做到可持续发展，打造百年老店。在这期间，我彻底否定了大家都认为是成功的经验，对自己做了彻底否定。否定自我是痛苦的，真心实意地否定自己就是脱胎换骨，不仅要有言论，还要有行动。比如古井的平均主义，公司只要一开会，碰到一些问题涉及群众利益时马上就会有人进行激烈地讨论。遇到这些事情时，我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也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使公司保持一个祥和的局面，从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但这最终的结果就是滋生了平均主义，这也是自己酿造的平均主义的苦酒。记得有一年，我的年终奖励应该是32万元，但我最终只拿了18万。为什么？就是为了减少利益上的矛盾。这表面上看是我的高风亮节，但实际上我破坏了制度。到了今天，大家没有这种精神了，我就得把这杯苦酒喝下去，还得得罪人说该给多少就得给多少。我希望年轻的一代要改变。

　　记者：那么你对企业制度是如何理解的？

　　王效金：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一个特定时期，尽管是表现出一些高风亮节的举动，但这实际上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发出一声呼唤：我们不能再以个人的道德和力量来代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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