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市场竞争，三五句话便可概括出个说法，大致能够明了。讲企业家、老板，即企业的掌门人的行为定势和素质，好像三五百句也扯不出个头绪。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政治联系、地域联系、社会联系、心理联系、资信联系等门里门外的事一体化了。时下市场竞争使企业的生存环境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由高利到微利，由“砸砖头”到“建沙滩”，由“战国”到“鼎足”，由三百亩地百十头牛的田园，到全赢全输胜者通吃，败者心理开始能够承受跳楼了。时代变了，“知识经济”一词又把人们弄得目瞪口呆，掌门人却还在原地搞各种各样的运动，招摇报刊，抢眼炒作，掩耳盗铃。有人悲叹道：“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老板未足奇。”好像只有两条路：不是老板把企业弄死，就是企业把企业家弄死，中国企业如何办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不应该是企业运营的座右铭，对这个民族来说祖上留下来的除了贫穷落后，还要废弃一些，转岗一些，其他并不很多，不是不怕输，而是输不起。

　　去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叫《500强的走与来》，当时有感于四川希望集团公司分家的《刘氏家族为保卫荣誉》、《亲兄弟明算账》等上了报端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中国最大的私企分家内幕》写道：“老母亲在世时，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在四兄弟各自品行的评判上，以及兄弟利益平衡方面。”老母在世时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在希望的强大,此时不能分家，更说明“希望”是从传统的、民族的、家族文化中走出来的。四兄弟学工、学理、学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成才。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政治经济、封闭经济。封闭经济解体了，那么四兄弟是否从封闭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了呢?当时“希望分家”有许多谜。时至8月，又有一文说，已分了家的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讲：“为了与国外大型饲料企业抗争，新希望集团准备赔三年”。看来年初的分家所描绘的“希望多元化”“四仙过海”等等之谜的原因之一是有人愿意赔，当然也有人不愿意赔，自然要分家。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企业是企业家的物化。研究企业如何走，不如研究企业及企业掌门人从哪来更确切。

　　现在企业的掌门人多数是从阶级斗争年代薰陶和出生，受计划经济影响成长和成才，外加上一些“中国可以说”般满堂生辉的融合和追赶。恩格斯说过：“人必然受到三种限制：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其实还应加上一条：品行因素。

　　对掌门人来说旧体制的许多东西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记忆、积淀和行为定式。大邱庄的禹作敏计划经济时就是一个推销员，而且还是“高手”，他并非真正不喜欢旧体制，只是不喜欢旧体制给他的社会地位。因某种机遇和某种原因使得地位改变之后，甚至可以在其领地“私设公堂”，成了一地霸王，禹氏人格使大邱庄体制化，禹作敏的体制人格化害了自己，也害了大邱庄。

　　如果说禹作敏是一个个案，品行因素比重太大，那么可以再研究一下恩格斯讲的三种限制在经济转型期间掌门人的行为定式和心理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是一条，就是企业也要打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特别讲了“左”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页)这段话也隐含了这一代企业的掌门人在左的环境下成长的实际，1957年至1978年二十多年，走了一条相对漫长的“左”路。真理标淮讨论后，近二十年相对种种左的干扰也没有断过，这也是掌门人进一步成长的新环境：“斗争哲学”代替经营行为。对领袖崇拜意识又制造出企业“领袖瘾”，“商场如战场”，企业经营战争化，企业营销战役化。不仅有“二十八个半式的布尔什维克”在弄潮，办“波尔布特式”的企业，还有“二十八个半比尔·盖茨”画恐龙造时代，成为知识经济的堂·吉河德。这都是左的影子，仍在操纵和影响着现代企业的掌门人，列宁说过的左派幼稚病，其实是左的习惯症，时代错误症。除了国企、外企、私企、民企之外，还有一个“左企”存在。

　　最近全国最早的ISP网的头头某公司总经理被换了马，换马是严格按公司董事章程办的事。消息一上报端，有许多人觉得可惜，说她是受了美国教育回来的，是有西方价值观念的，她为中国的网络服务建设开了个好头，是“先行者”，功不可没，该公司董事会办了一件错事，真太可惜。其实董事会是公司的董事会，不是国家的董事会，首先为公司负责，不许再炒下去了，“左”该出局了。一位同行评价这家从事网络服务的公司过去“表演”的成分太多，而实际收益欠佳，沉溺于品牌形象的宣传，网络的技术结构没有实质性的调整。该公司的一位员工讲，为了炒作新闻热点，不考虑市场规律，这是她和她领导的公司的一贯作风，“网上延安”就是其中一例，耗资数以几十万计，不了了之。这位总经理受美国教育不假，受过左的影响也是事实，哪个大呢?据她的一位同事讲，当她讲起父辈大炼钢铁和全城锣鼓喧天打麻雀的情形时，真是神采飞扬，颇显英雄气概。虽然当时她年龄尚小，但“人定胜天”的史诗般的大跃进却凝固在记忆深处了，更不必说已经大了一些，世界观定格期又摊上的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了……该公司董事会办了董事会该办的事，“清左”，还是清了带些洋味的“左”，可惜许多报道和大块文章还是炒事件，描人物，论行业，很少去深入探讨，“左”又一次擦肩而过。

　　如果说克林顿在排闻公布之后，面对美国的电视观众流着泪说：我错了。那么对南德的总裁牟其中来说，南德发展到今天，他肯定有错，尽管当年被专政在狱，受了左的压榨，诞生了“实业救国论”，但是他的实业救国之路至少犯了许多错误。错在哪?在美国华尔街牟曾经举办了一个为中国千百万个企业引资的招待会，发表了比他在全国各地精彩的讲演更加精彩的讲演。讲演之后，众多的美国听众，当然是经济界企业界的人居多，得出了一个结论：“此人是个哲学家，他不应该干这行。中国是不是学哲学的人太多了?”中国人背负着这种“哲学”，比南德集团背负着几亿贷款和外债要沉重得多，更不必说“南德还要办20家世界级的证券公司和5家世界级的银行”了。上帝要让谁灭亡，“左”肯定来帮忙，先让其疯狂，后事不用忙。

　　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的硬壳中经过催生、破碎、挣扎走出来的，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造就和泡沫了昨天数以千计的“飞龙姜伟”式的老板，同样这个不确定性又将淹没和销毁成千上万个把偶然当成必然的：巨人史玉柱”式的老板。有不确定性的存在更要防“左”，设法避免“左企”的出现。“文革”时的两位总裁的年龄顶多是“红小兵”或“红卫兵”，左的影响应该说不大，时代没有冤屈他们，他们却冤屈了现在给予他们的时代。

　　姜伟的《总裁二十大失误》是闭门思过一年的产物，而杂志报刊又炒得沸沸扬扬。最值钱的是“二十大失误”之外的一句话，也就是文章的第一句：　“一个总裁要战胜员工也许并不难……”依然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翻版，“战胜员工”干什么?员工必须战胜吗?战胜就是不断的“清洗”和“流放”，是其乐无穷的颐指气使。

　　在许多企业自己办的杂志上，经常出现“忠于××，追求卓越，做××人”，“三军统帅，舰队司令”，甚至有一个已经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大型企业，上班前第一件事是背老板语录。领袖的示范效应激发了一些人当领袖的渴望．对领袖崇拜成了经久不衰的消费热潮。从“领袖是名优产品”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旦成为老板就像总要吸毒一样，不断要求他的下属的人和事让他过足领袖瘾。

　　大跃进中“左”的表现是大放卫星和大搞群众运动，其实这些用现代词汇来讲就是一个炒字。巨人集团卖汉卡成功后手里挣了几千万，就要想盖“亚洲一号”高楼，不炒行吗?怎么炒法，追求战争效果，“八大军区”调动，“三大战役”发动，坦克、飞机、大炮、炸弹、爱因斯坦、撤切尔一同推向广告互动。现在看来炒的企业没有长的，爆炒者，暴亡。

　　经济人生产出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人生产出非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些年轻的企业家的人格状况令人权忧，他们的快感和眩晕还滋生在“左”的土壤里。在中国人自己编制的MBA教科书上，一定要比哈佛的MBA大全多一章：“企业业态、企业运行、企业经营中的防左、清左、克左”。

　　炒作产生于“左”的空想，同时又一再复制并强化空想，衍生出了“经典版本”和“历史名句”。十年赶英超美，南德要几年内进入世界前5强；“打土豪，分田地”，每个农民一瓶“三株”，三株就有200亿，刷到猪圈，贴到厕所，真的使一部分富起来的农民不买化肥买三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进去一台桑塔纳，开出一辆奔驰来”，掌门人们在市场经济面前“回光返照”，就像“文革”中站队一样，赌吧！造化异人，人靠造化异天。

　　左倾一词可以延伸成左倾机会主义，运动症和嗜赌症，还可以延伸成左倾冒险主义，妄想症和欺诳症。过去人们已习惯了对政治错误的种种清算，以为经济上的错误不误国。把心放平一点，不再讲清算，但也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找到新的措施，对经济的错误，企业运营领域的错误构筑一个心平气和的评判平台，用争鸣和评说维护和实践“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阻止和化解企业的掌门人制造“左企”，不再发生、或尽量少发生“华尔街的哲学”。

相 关 文 章（共1篇)

“人”是现代化的目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价值观困境 （2008-03-26,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吴洪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