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西方经济学，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中国那些缺乏常识的经济学家赖以扬名立万的“圣经”。现在舆论一味指责他们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不探究其理论本身，恐怕有失公道吧。

　　研究经济学的三种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有三种：实践的、历史的和理论的。

　　理解这三种方法，莫过于拿学习军事学来作比。经济学与军事学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要应用于实际中才有意义，与实际相脱离，后者要打败仗，前者则会付出甚至比战场上的流血牺牲更大的代价，尤其如今经济学已成为重要的政策指导工具，真的是“经世济民”了。　　

　　很多人喜欢对军事夸夸其谈，俨然一幅军事家的模样。实际上，要获得“军事家”这个称号比获得“经济学家”的头衔可难多了，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战员，与你所用的学习方法密切相关：　　

　　1、实践的方法。这是第一方法，换句话说，其它两种方法都要受它检验，也必须以之为土壤。如成吉思汗，“只识变弓射大雕”(当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然而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与他率领蒙古骑兵创造的辉煌战绩，同样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军许多指战员从不识字的娃娃成长起来，也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2、历史的方法。比起实践法来，这种方法成本低得多。如诸葛亮耕读于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出山后无论治国治军，果然出手不凡，盖其尽已博取前人经验得失。而太平天国杨秀清屡挫清军，却多是从三国演义中学得计谋。今日MBA教学的案例法，实际也就是历史方法的一种变形。　　

　　3、理论的方法。这要求的抽象思维水平最高，但危险程度也最高。因为前两种方法以归纳法为基础，上升为理论后，则以演绎推理为主，从而使之普适化。理论的这种独立的倾向，往往使其信奉者在现实中碰壁，如赵括纸上谈兵，马谡失守街亭，结局令人沉痛。　　

　　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却以数理分析为主，几乎已演变为一种理论游戏。盖其已建立起一套宏伟精密的数学模型，排除了实际中很多因素，在逻辑上达到自洽，让人钦佩其构思的精妙，不知不觉成为它的信徒。就像人们把星星分成各种星座，孰不知这种人为制造的彼此关系并不是它们的自然结构。

　　故而弗里德曼提出“实证经济学”以纠时弊，然而他本人却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学派的代表，认为“一币就灵”，这就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言壮也，可即使理论上能找出支点、现实中能有这样的杠杆吗？ 　　

　　观其行比察其言更重要。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真正施行的经济政策，与西方经济学的主张从来就不一致，典型如罗斯福的“新政”，当时曾被批评为“社会主义”。可以说，迄今并没有哪种西方经济学说能够被完全落实。反过来说，凡是全照西方经济学那一套来的，无不遭遇灾难，如叶利钦聘请哈佛教授萨克斯为俄罗斯高级经济顾问，以其“休克疗法”为改革纲领，最终平民成为最大的牺牲者，奇怪的是，现在有不少人撇开经济方面来为西方经济学辩护，真是所谓“一叶障目”啊！　　

　　在“前经济学时代”，先人们发展经济主要是从务实、从解决问题出发，同样也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如商鞅变法，使秦一跃而为强国。从整体来看，中国古代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直到康乾盛世仍位居世界第一，那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并不比西方平民低。正是出于“嫉妒”，西方在以贩卖鸦片窃取财富受阻之后，以枪炮强逼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开始了其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如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　　

　　如今，这座大山被推翻了，但我们又对西方经济学这座大山顶礼膜拜。由于当今经济学家普遍对历史缺乏常识，甚至习惯用西方视角来看问题，导致中国至今缺乏产生原创性经济学的学术氛围。当西方正在兴起“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反思、乃至颠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西方经济学看得太完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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