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过后，只见一片汪洋。

　　德鲁克，生于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受教于维也纳共和英国，法学博士，在德国做过财经记者，在英国银行当过经济学者，在美国为英国报纸当过特约记者，被通用汽车公司邀请做过名噪一时的调研，在纽约大学当过教授，再到加州克莱蒙研究院讲授管理学。将近75年的职业生涯，共39部论著。20世纪40年代，推崇分权化管理，强调社区与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50年代推断计算机在未来商业中的广泛应用，提倡“目标管理”的有效性，60年代预测日本和亚洲企业的崛起，暗示知识型工作者的诞生，1987年股市大跌后自称早就预料到这种下场（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由于美学和道德原因），并在80年代积极主张企业家精神和创新，90年代警示社会“经理报酬超限”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等等。

　　德鲁克相信管理是人文艺术，他的著作旁征博引，涉及艺术、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等诸多领域。他永远在最前沿，为管理者指点迷津。他的洞见经常能帮助你证实你的直觉，他的信息处理容量大，涉猎广泛而判断通常很准，你所能想到的，他都已经想到了，你还没有弄清楚的，他已经想明白了，并给出了相应的预测、对策、建议和可能的教训。拨开云雾见青天，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系统全面地写出来，不仅所讨论的主题关键、基础，而且解释得极其透彻可信，文风令人惊叹地简单和清新。

　　德鲁克的文字，如此基本和关键，以至于往往使人觉得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但是，正是由于呼吸空气是如此自然的本能，我们反倒觉得没有那么震撼人心，比如德鲁克之强调要善待员工、关注社区、目标明确、勇于创新等话题。我需要空气这个事实还要你来提醒？！当然。当空气过于污浊的时候或者呼吸功能不畅而当事人又无所察觉的情况下，谈谈呼吸空气，很可能就是治病救人。

　　难以确定头衔

　　说德鲁克创造了现代管理学领域，等于抹杀美国管理学会于1936年就存在的事实，等于无视法约儿、泰勒、巴纳德等现代工业心理学界先驱们，以及包括西蒙等组织理论学者对管理学作出的重要贡献；说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咨询业的缔造者，等于说麦肯锡创始人马文·包尔自1933年的努力都是白搭。但毫无疑问，德鲁克的工作帮助促进“管理咨询”成为一个行业，并促进大众对管理研究和探讨的理解和尊重。

　　遍查所有西方媒体这几天的报道，盖棺定论，没有一家将德鲁克称为学者（Scholar），偶尔有称其为管理思想家（Thinker），更多的则是大师（Guru）或者先见之明者（Visionary）。也许，学者是德鲁克最为不耻甚至憎恨的头衔。他和学院派格格不入：学究气，拘谨，过时，细碎，对实践前沿充耳不闻。管理学者们也当然没有把德鲁克当做学者，看成自己人。他在纽约大学教书时被学者教授们当成记者看待。另一位声名远扬的咨询宿匠汤姆·彼得斯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博士的时候，没有听到一位教授提到过德鲁克的名字。笔者在德克萨斯商学院读管理学博士的时候，也没有从课堂上读到过德鲁克一纸半字。当然，私下里，不少学者也会赞叹德鲁克的见识。

　　出了学术圈儿，景象完全不同。在咨询界，只有德鲁克才是真金白银。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会有人信。《华尔街日报》曾经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后指出，德鲁克在1987年的一系列演讲文稿中某些道听途说的事例是错误的，比如日本某公司的所有员工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德鲁克说，我用这些例子说明一个观点，并不是记录历史。学者也好，记者也罢，咨询顾问也行，这根本不耽误哈佛大学（据称）四次邀请他加盟。哈佛做事自然可以特立独行，但学术界的管理学人，也并不把《哈佛商业评论》（德鲁克很多文章发表之地）的东西看成有什么学术价值。笔者在德克萨斯的博导曾经和一位同事在1986年某期的《哈佛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并购过程管理的文章，遭到院长的严厉批评，理由是不务正业，没有帮助年轻的同事做更有价值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即使是学术界我行我素的哈佛邀请，德鲁克也不为所动。道不同，不与为谋。德鲁克在加州那个小学校（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管理学院）一呆就是36年。阳光明媚灿烂。讲课著述咨询。功德圆满。

　　有的媒体也很愿意将德鲁克打扮成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在搞管理的人中，他可能思想比较多，而在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当中，他又显得过于务实。思想家往往是述而不作的。一般来说，思想家是不关心企业怎么挣钱的。而管理则主要是术和艺。管理领域不是重量级思想家玩弄智力、浪耗时光的主要战场。弄管理学的人可以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就事论事，但很难成就一流的思想家，因为管理甚少真正涉及与思想有关的深度，不过摸索实践规律而已。做哲学家状，弄出来些高深的所谓管理哲学，恐怕没有多大实践意义。也许，这都是笔者的偏见，研究管理的，尤其是学术界，大多数都是某个细小专门领域内的一个匠人，每隔好大一阵子，再加上外部时机凑巧，能出那么个把理论家，提出某种还比较有意思的假说，给大家提供个系统思考的平台和借口也就非常不错了。

　　因此，严格意义上，德鲁克算不上真正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正规的理论家。比起他所熟识和受其影响至深的一代宗师熊彼特而言，尤其如此。当然，这一点都不妨碍他有影响、受崇拜。

　　务实的大师

　　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当年的旷世奇才辜鸿铭先生描述人类文明和人的特点时用的几个重要指标，来衡量德鲁克毕生之成就：博大（Broad），深厚(Deep)，淳朴(Simple)，精致(Delicate)。德鲁克之主要特点在于广博，他的知识结构包罗万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能达到的境界，这恐怕也是他受人推崇的原因之一；他简单淳朴，不兜圈子，这也是他能在畅销流行的管理文献中立于常胜之地的公开的秘密。而德鲁克之相对不足在于不够深厚和精致。

　　但是，如果单就“博大”存在这个事实，就妄然断定“深厚”肯定欠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许与管理实践本身的特点有关，人们不可能沉溺于哲学性的思辩，因此深厚和精致的可能性本来就小，不只限于德鲁克一人。给定如此，如果再不像学者那样去做实证研究，去系统严谨地发现和验证规律，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依靠敏锐的洞察力了，要快，要准，要有说道，要让人迅速理解。这时的见地，再深，也只是“感悟”和“直觉”而已。如果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必须有更精深的钻研和思考，而不是停留在“洞见”阶段。当然，学者们过分喜欢精致和漂亮，可能又失去了广博和与实践的相关性。那是另外一个极端。

　　不管是博大，淳朴，还是深厚，精致，都不可能完全解决管理者的问题。四样俱全，连上帝恐怕都不可能。所以，研究管理的人还是擅长什么干什么，实践管理的人，最好还是兼听则明，需要什么买什么。德鲁克曾经声称，最有效的美国总统是杜鲁门，因为手下的人都愿意为他效力。第二名当属里根，恰恰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是因为里根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个原则，也可以用来比拟德鲁克本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勿庸讳言，德鲁克是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从来不关注未来的事情。我不相信未来，我向窗外看。我关注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过，但还未来得及产生后果的事情，还没有被大家感知和认识的事情。”

　　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是不是细致严谨的理论家，是不是发人深省的思想家，德鲁克本人对此并不在乎。而人们称其为大师，德鲁克无奈，半推半就，他更愿意相信人们所标榜的大师主要是导师（Mentor）的含义，虽然起初在他的字典里大师一词意味着巫师、庸医、卖大力丸的江湖骗子（Charlatan）。

　　大师德鲁克，单枪匹马，自成一体，没有学生和传人，没有组织和运动，据说甚至没有秘书和帮工。

　　这正可谓天马行空、空前绝后。

　　大师不是一个职业。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春田校区管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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